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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正祛邪宜统筹
徐老认为肿瘤的发生与发展是与正气的强弱密不可分的，正气虚弱是导致肿瘤产生的前提条件。正气虚弱，抵御外邪的能力低下，外邪侵入人体，变生多种疾病，也为肿瘤的发生打下基础，正如《医宗必读》所说：“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外证医编》也有“正气虚则成积”的记载。
一般认为，正气即机体中具有抗病、祛邪、调节、修复等作用的一类细微物质，徐老认为人之五脏六腑和奇恒之府的精神气血、营卫、津液、元阴元阳、经络运行等，均应归于“正气”范畴，至于现代医学的神经、体液、网状内皮系统、免疫功能、体内微量元素的相对恒定、核蛋白的作用等也可谓之正气。肿瘤对于宿主来说，为邪气，因此肿瘤和正气的关系，其实就是邪与正的关系。在肿瘤的治疗过程中时刻不忘扶正，是治疗成败的关键所在。然而如何做到扶正以祛邪，是先攻后补、攻补兼施，还是以补为主，徐老认为在临证时要做到具体分析，既要看到整体，又要注意到局部，权衡缓急，掌握演变，统筹兼顾。扶正与祛邪的法则是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机体不同的病理状况而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机能状态，纠正邪正盛衰、平衡阴阳失调，从而达到治疗目的。扶正可以增强机体抗病能力，为祛邪创造条件，祛邪既可攻夺邪实，又可进一步保护正气，两者相辅相成，辨证统一，不可偏废。要切记扶正是为祛邪服务的，祛邪又不伤正气，从而寄以达到邪去正安的目的。如病至晚期，气血亏败，脏腑功能失调，当以调补气血，平衡内环以扶正，切不可应用峻烈攻逐有毒之药，试图一举收功，急于求成。徐老经常告诫我们，使用中药“以毒攻毒”的药物具有一定的毒性，即使是小量长期服用，也有蓄积中毒之弊，医家切不可滥以试用，使病者本已十分虚弱的身体犹如雪上加霜，以致病情恶化。然而中医之扶正祛邪，是有具体要求的，不是一遇癌证都先考虑扶正，而关键在于掌握邪正之间的影响，同时还应注意病位与各脏器的直接与间接关系，因此在运用中注意扶正的先后，把病灶控制在局部而不逆传，才是扶正的最终目的。如徐老曾治疗一安姓老人，身患乳腺癌，因其素有高血压、冠心病、消化道出血等病史，不愿接受手术治疗而来求治于徐老。考其病证虽病在乳房，而系属于肝，治当从肝立论。盖肝为血脏，其性主条达，结合病史知患者正由七情所伤，肝气抑郁，气血阻滞而为病，故以条达肝气，软坚散结，把握源头，注重整体为始终，仿逍遥之意加减，续诊年余，经复查癌细胞坏死，无扩散病理变化，随访十年安然如常，后因年迈多病死于心脏衰竭。由此可见，扶正与祛邪，要注意灵活，统筹兼顾，不可囿而不变，掌握得当即可起到抗病与起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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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脏六腑须权衡
人体之五脏六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在肿瘤的诊治过程中，正确权衡相互之间的关系，分清轻重主次，亦是治疗是否取效的关键所在。徐老认为，五脏六腑之中尤以脾胃为重中之重。盖坤土为万物之母，四运之轴，五脏之中心，脾胃又合为后天之本。脾胃健旺，可以权衡五脏，灌溉四旁，生心营，养肺气，柔肝血，填肾精。张景岳说：“凡先天不足者，但得后天培养之功，亦可居其强半。”周慎斋说：“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万无一失。”《医方考》亦指出：“若治重症者，宜以脾胃为主。”肿瘤的病理演变，往往不是脾胃直接受纳，就是它脏所累及，其之所见症状，常兼有纳谷不香、胃脘痛胀、大便稀溏或干燥秘结等，故此时当先着治于脾，使胃之受纳消化功能修复，尔后才能得顺投药，方可发挥中药的治疗作用。至于如何调理脾胃，徐老经验需要掌握两点：
一要掌握证治规律，按其生理特性，应遵循理脾宗东垣，和胃效天士之旨，归纳起来，在治疗过程中须掌握补不峻补、温燥要适度、益脾重理气、养胃用甘平的原则，即可运筹帷幄，理好脾胃；
二要掌握方药选择，治疗用药既不能克伐太过有伤于脾，又当适度掌握方药配伍及剂量大小，针对肿瘤之不同病情，常以平和多效方药，并采用双向调节的方法，使脾胃升降平衡，则五脏随之而安。
此正如景岳所说“善治脾胃者，即可以安五脏”也。如徐老曾治疗一骆姓食道癌患者，于年12医院行手术治疗，后出现幽门梗阻，住院观察多日仍然未解，外科大夫告之如不得已只好再次手术，但亦非理想，其处于苦中，求于徐老以中药治疗。徐老详察病机，认为病位在胃，乃由气机阻滞失其和降所致，故按以顺则和之理，拟用降逆和胃理气通腑法，取以“小方”量轻味少，使胃受纳，药用枳壳12ｇ，姜竹茹10ｇ，沉香9ｇ，杏桃仁（各）10ｇ，元寸0.2ｇ。
药进旬余，腑气渐通，调治数月，恢复如常，复查未见异常，现已外出务工。再如肺癌在停用其它治疗方法后，常以调和营卫、滋养化源之剂，方用黄芪建中、致和汤圆和变通，取效良可。徐老常云，治疗肿瘤不能把其看得太深太可怕，也不可片面追求奇方怪药，而要抓住关键，“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则四两之力，可拨千斤矣。此由以上治疗骆左一例可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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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方用药巧揆度
徐老常谓“医乃仁术，身心性命攸关”，故其用药，细极微芒，斟酌尽善，尤其是药对之宜，生制之异，惟求协同以增其效，制约以矫其偏颇。观先生处方，每于证后提示病机，明申其法，据证投药，又于每证后加“宜”、“拟”、“仿”等之语，从不轻易用“主之”之语，寓有斟酌之意。而肿瘤大多属于疑难杂症，多缠绵难愈，或因病邪峻厉，或因正气不支，或因症情复杂，宿疾而兼新病，内伤而兼外感，寒热错杂，虚实互见，多种因素，凑合而成。徐老认为其病因、病机主要应从中医辨证施治出发，而不能局限于西医诊断之某种肿瘤之病名，应联系临床实际抓住主要病机进行分析，强调分型合理、立法严谨、辨证清晰，处方用药融入自己独特的经验，将多种治疗方法有机结合，充分体现中医治疗肿瘤的特点和“秘要”之所在。亦即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灵活多变的治疗对策。诚如喻昌所言：“病千变，药亦千变”，但这个“变”决不是漫无边际的乱变，而是要有“准则”，“万变不离其宗”。选方用药则应采取“调养”、“调整”的方法。所谓“调养”，即选用扶助正气之药，使正气得充而驱邪有力；所谓“调整”，即调整人体阴阳使之归于平衡。
另外，要掌握好守方与变方的关系。因肿瘤大多病势缠绵，治疗切不可操之过急，只要辨证不误，治疗方向正确，方药能切中病机与病位，就不必轻易改弦更张，而应守法守方，缓以图之。正如前贤岳美中所言，若病情相对稳定不变，审证既确，守方勿替，是不悖于辨证论治的。徐老鉴于肿瘤病因病机复杂，在治疗中往往能超越常规，另辟蹊径，取以“兼备”及以“反佐”，正如古人有“假兼备以奇中，借和平而藏妙”之说。所谓“反佐”一法，即是上病取下、下病取上、左病治右、右病治左、欲升先降、欲降先升等等，都是反佐法的具体运用规律。它实是反治的发展，名异实同，是一种更具艺术性的配伍应用方法。治疗时往往尚需别开生面，有一方一病、一病多方、一方多病的治疗用药，而且在遣用药物及其用量时既要到位，又不过位，要配合得宜，主辅佐使结构缜密，则不难取到以少胜多、一药多效的作用。但要达到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之境界，徐老认为在临证时必须察细析疑一丝不苟，对疾病的认识不但要了解现在的症状，还要顾及过去的症状，更要预测其发展及转归，这样才能在立法选方及用药时做到主次分明，既击中本质又顾及现象。
此外，徐老认为在诊治肿瘤时取方用药尚需注意三忌：即忌峻补、忌温燥、忌滋腻，也就是要补而不滞、温而不燥、滋而不腻。如徐老曾治黄某，喉、食道全切术后，全身乏力，胸闷痰多，下半夜身出汗多，眠差，易醒梦多，口干喜饮，纳可，二便调，舌红苔少，脉弦。拟益气养阴，守心敛汗法为治，拟方：生黄芪30ｇ，太子参25ｇ，杭麦冬12ｇ，五味子10ｇ，远志10ｇ，石斛15ｇ，杭白芍20ｇ，枣仁30ｇ，橘络20ｇ，淮小麦50，桂枝3ｇ，甘草5ｇ。药进七剂即诸症缓解，续服月余而诸症自除。药仅十二味，却有益气养阴、守心敛汗、宁心安神、调和营卫、活血通络诸法，正如李中梓所言“善用药者，不废准绳，亦不囿于准绳”，徐老可谓深得其中三昧矣。此审证求因，药及病位，克邪制胜之功，正乃歧黄揆度之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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