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寰设计“病人先送进去！”5月1日12时08分，一名中年男子插着氧气被医院急诊，医护人员上前查看，患者失去意识，呼吸差，无核酸报告。急诊科护士长胡敏马上冲喊了一声。
随车医生边推床边说，病人姓胡，57岁，居住在宝山区，从医院转来。CT检查提示患者脑出血，出血量大。
一进急诊过渡病房，胡敏和当班医生为患者紧急插管，上心电监护仪、测血压。胡敏已电话通知脑血管科专家会诊。大约3分钟后，专科医生团队赶到了。
医院急诊。本文图片澎湃新闻记者李佳蔚抢救现场
一位脑血管科教授看完外院做的片子，认为胡先生病情不乐观。此时胡敏看到，患者腿部发斑，这是呼吸不畅导致的。一名护士报告，患者血压监测显示/，最高时达多，血压很高。
胡先生的情况很危险。医生当即下令加急做一次脑部CT，查明转诊途中脑出血有无进展，并联系患者家属报告病情，做好紧急手术的准备。
5月1日中午12时，患者胡先生被医院急诊抢救。
患者胡先生进入过渡病房，医护人员为他紧急插管。当时，随陪护前来的是胡先生的室友滕先生。他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5月1日早上9点前后，他们在家，楼长送来两支抗原检测试剂。他去敲胡先生房门，看到胡先生像睡着了，呼吸正常，他推了他一把，“起来，起来”。胡先生没应答。滕先生一开始没当回事，看到电视机还开着，以为他前一晚看电视到很晚，便把抗原试剂放在他枕头边出去了。滕先生在客厅做完抗原检测，又去了胡先生房间，他还没起来。这时滕先生看他不对劲，“嘴上的痰像婴儿一样噎住了，呼哧呼哧的”。他赶紧把他嘴巴掰开，怕牙齿咬舌头。这时，楼长又上门来收抗原试剂，滕先生大喊，这个人不行了，帮忙叫。
10点左右，胡先生被送到医院。该院放射诊断报告显示，胡先生脑干、左侧丘脑及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破入脑室，脑实质肿胀；脑干近大脑脚处结构显示不清。由于病情严重，医院没有手术条件，胡先生被紧急转至医院急诊。
“昨晚还正常的，不知道怎么了。”滕先生很无助，回答医生询问时说：“昨晚什么都正常，他（胡先生）在小区走了三圈，然后上楼看电视，我不知道他看到几点睡的，早上房间电视机还开着。”
滕先生说，他和胡先生是浙江台州人，老乡，胡先生在上海打工。胡先生发病后，他通知了胡先生的两个子女。他儿子在浙江，女儿在四川，已准备赶来上海。
12时30分许，澎湃新闻记者看到胡先生做完脑部CT后被推入急诊抢救室。
胡先生进入抢救室。急诊医生和护士几乎跑着为患者上治疗。心电监护，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留置胃管，生命体征监测和救治措施快速实施。胡先生的面部、胸部和四肢插着许多导管。监测仪器上不同颜色的线条闪动，“嘟嘟”地发出提示音。医护人员将降压药、脱水药等注射液经静脉注入患者体内。病床旁边始终围着五六名身穿防护衣的医生和护士，紧张忙碌，调整各个仪器参数。一名护士持笔在记录单上填写，几点几分，患者的症状、检测情况、药物使用等信息。
13时左右，胡先生的生命体征趋于稳定，脑血管等多学科团队前来接管病人，准备采取下一步救治措施，急诊人员在现场完成交接。
“病人现在每天都很多，压力很大很大。”退出抢救室后，胡敏轻喘着气说。
胡敏在急诊巡查。胡敏已不记得这是当天送来的第几个病人。这两天最忙的时候，一小时内15辆救护车停在急诊门前，胡敏的手机一天最多拨打接听两三百通电话，“电话快打爆了”。“重症病人太多了”
医院急诊24小时开放，本轮疫情以来已接诊3万余人次，1.9万人病情为1级或2级急危重症患者，抢救危重患者余例。走进急诊大楼，到处是忙碌的医生和留观病人。
一楼内科、外科、妇产科、耳鼻喉科、灌肠、骨科、创伤等众多诊室开放，患者排队看诊。一楼、二楼的大厅、走廊、留观区、输液区，床位几乎“见缝插针”，大量临时留观病人在急诊收治。
急诊大楼一楼，楼道里是留观病人。医院急诊科主任王美堂介绍了一组“特别”的数据。疫情前，急诊挂号量日均约-人次，现在挂号量日均约-人次。与此同时，急诊常设的留观床位约三四十张，疫情前留观病人最多时加床至70张左右，而现在，留观床位已增至-张，翻了近一倍。整个急诊大楼，完全处于超负荷运转。为什么急诊挂号量减半、留观病人却翻倍，压力到底在哪？“重症病人太多了。”王美堂脱口而出。
平时，急诊接收的许多病人是门诊停诊期间转来，这些病人数量虽多，病情较轻。现在大量病人由送来，其中半数左右为重症患者。“以前有医院看看，现在很多人是在家感觉不行了叫，医院时情况已经比较糟。”王美堂说。
危重抢救区是急诊最“危险”的区域。重症患者送入急诊，救治疗程长、分流难，导致急诊“压床”严重。在医院急诊，新留观病人每天都在收治，而滞留十余天、甚至一两个月的病人不在少数。一些人病情已得到控制，医院、医院进行下一步治疗和护理。医院医院，康复机构处于封闭状态，病人难以分流，都落在急诊手中。不仅如此，医院接收病人的范围也在扩大。医院地处上海东北部杨浦区，王美堂说，送来的病人以杨浦、宝山、浦东、崇明为主。但疫情以来，无论中心城区还是郊区，“全上海各区的病人每天都在送过来”。
大量患者滞留在急诊，使急诊变成一个抢救加监护一体的“大病房”。医院不断为急诊增配医护力量，目前急诊科固定医生40名左右，护士名左右。在上海，像医院这样医院医院、医院的战疫任务，此前已抽调人手派驻医疗队。多线作战，压力不言自明。
“我一看（抢救室）满了，都焦虑得睡不着。”刘月娥是急诊危重抢救区当班医生，疫情以来始终坚守一线。在急诊，危重抢救区是最“危险”的地方，病人情况最严重。这个区域额定床位15张，现在已加床至22张。”能空出来的地方，都用来收病人。”她说。
每天第一件事，刘月娥推着移动电脑查房，在每一个病床前查看病人检验报告、发不发热、大便情况等等，调整医嘱和用药。危重抢救区收治时间最久的4床是一位急性播散性脑脊髓膜炎的病人，已治疗近2个月。刘月娥说，经过抗感染治疗后，病人的病情稳定下来，应该开始康复治疗，但医院关停，由急诊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继续照护。
“阿婆，现在感觉怎么样？”刘月娥俯身到2床询问，阿婆点了点头。患者75岁，患陈旧性脑干梗塞，在家长期卧床致肺部出现感染，呼吸不畅、氧饱和下降，4月25日送医。现在她的炎症已得到控制。刘月娥嘱咐阿婆的家属，她马上脱机拔管，脱机后要多拍背，有痰尽量咳出来。刚脱机时会有点闷，不舒服，适应一两天就好了。
抢救区当班医生刘月娥在2床阿婆跟前查房。刘月娥回忆，抢救室忙的时候，重病人一个接一个，心梗、脑出血、高坠、消化道出血等各病种混杂一起，病人要做不同检查，联系不同科室专家，她忙完一天，晚上才反应过来午饭都没吃。几乎每天都有病人离去，很多事情无法逆转。刘月娥说，不论患者有多大的希望，医生都百分之百全力救治，医疗上所有该做的都做，尽最大力气，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救护车不断将病人送到急诊大楼前。“下一秒不可预知”全力收治病人，防疫是兜底保障。“最近拦住了多个阳性患者，如果他们都进入病房，那急诊的情况不可想象。”胡敏直言不讳。
王美堂和胡敏为急诊设计了一套“前筛”。在急诊大楼前搭建的一个军绿色帐篷里，患者被分为高、中、低风险人群。低风险患者均能快速进入急诊。高风险轻症患者先检测核酸，2小时内出报告，阳性患者分流至发热门诊，阴性患者收入急诊。
对“等不起”的急重症患者，急诊特设过渡病房及可移动缓冲抢救室，病人送到后直接收治抢救。患者确认核酸阴性后转入普通病房，阳性患者待病情控制后，再转至医院继续治疗。
4月中旬一天，一名家属自驾送来一名猝死患者，医院大门直接放行，车辆冲到急诊门口。急诊前筛人员赶到车内查看病人，在车内开始为患者进行心肺复苏。另一名前筛护士迅速推来急救床，多名医护人员陆续赶来，在急救床上对患者一边按压一边冲向抢救室。
通过前筛，每天发现的阳性感染者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这套前筛程序能筛掉大部分阳性患者，保障急诊照常运作。”胡敏说，如果阳性病人大量流入急诊普通病房，不但数百名患者、医护人员承受巨大风险，急诊随时可能陷入瘫痪。
医院疫情期间特设了过渡病房和可移动缓冲抢救室。为确保急诊“万无一失”，医院设计了“气泡式”轮班模式。王美堂解释，医护人员以最小医疗单元高强度上班，连续上班一周轮换一次，上班的一周内，医院的值班室或隔离点。“这种模式，即使发生一组医护人员感染或密接，还有其他组能换上，避免‘全军覆没’。”
每到下午4点左右，胡敏就非常紧张，“到了抽盲盒时间”。收治在急诊的大量留观病人每天进行核酸检测，这是检测结果出炉的时间。4月份，留观病人中曾三天内筛出7名阳性患者，那次胡敏急哭了，打电话给院领导要求再强化筛查，好在传播风险迅速被控制，急诊始终正常运行。
目前，急诊制定了每天三次环境消杀的规定，临时留观患者分批挪移到空旷的地方，诊室、走廊全部在无人的情况下进行空气以及物表消毒，大楼各区域每天开展一次环境采样。
“现在我们急诊科，跟感染科没什么两样。”胡敏说，防疫措施多管齐下，大大降低了急诊“爆阳”的风险。
医院急诊前，医护人员时刻待命。留观患者病重、量多，很多病人身边无亲无故。4月30日，一名青年男子突发糖尿病酮症昏迷不醒，被送入抢救室，经过治疗他的病情稳定下来。男子是苏州人，在上海没亲属，医护人员为他在抢救区加床，保障医疗和护理。一名86岁患者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发作，家属无法前来陪护，胡敏安排指定护理人员照顾老人起居。还有一名60岁的间质性肺炎患者，唯一亲属身在新疆，护工每日为患者擦身洗脸，刘月娥为患者协调了牛奶、水果保障营养。
抢救区里，病人身上大都插着导管、鼻饲泵、高流量吸氧仪器，监护仪和呼吸机“嘟嘟”声此起彼伏。胡敏形容，现在的急诊科既要抢救也要监护，几乎等同于重症监护病房。
“只有一点不同，下一秒不可预知。”胡敏说，“下一秒什么病人过来急诊经常不可预知。”
可以预知的是，只要病人送到急诊，急救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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