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提出于20世纪30年代的“李约瑟之问”，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获得了理解它的新眼光和新路径。
主笔
蒲实
专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教授吴国盛
“一个假问题未必不会产生一些有意思的答案”三联生活周刊：“李约瑟之问”是否是个真问题这些年开始受到质疑，但对中国人来讲，它仍然是一个比较容易触及科学史的大众友好界面，这个路标仍然可能会引向一些有意义的讨论。对你来说，李约瑟这个问题的提出，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它将我们引向对于中西科学史哪些有意义的探索？吴国盛：“李约瑟之问”产生于他自己生活的那个年代，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是他当时自己的一个疑惑。有一帮从中国来的年轻学生到剑桥大学跟着他与他的太太学生物化学，他发现这些东方的年轻人很聪明，智力上很优越。但是为什么东方就没有科学？他是怀着这样一个疑惑的。后来他跟其中一位留学生鲁桂珍相爱，爱屋及乌，也爱上了中国文化。他的问题实际上是西方人特有的问题，应该说，是西方人碰到中国文化之后，从西方的角度产生的问题：中国文化与美洲或非洲文化很不同，是很高级的文化，那这么高级的文化，为什么没有科学呢？这个潜台词很重要，就是说，文化高级就应该有科学；这恰恰是“李约瑟之问”暗含的一个预设，实际上也是他那个年代的人普遍共有的观念——都认为科学是人类终将走入的普遍的知识形态和文化类型，它代表着人类精神和文明的高级阶段，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境况。李约瑟有一个关于人类科学文明的图景，叫作“百川纳海”：“海”是现代科学，“百川”是不同的文明，最终这些文明都要汇入科学的大海。在这个图景中，中国这样高级的文明为什么没有汇入大海就成了一个问题。然而，今天来看，“百川纳海”本身从根上讲就是有问题的，但在当时来看，它很自然。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的理解又不一样。“李约瑟之问”备受中国人喜爱，和中国人近代以来一直落后自卑的心态有关，当时迫切需要有一种办法来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祖上的光荣也是一种无奈之选择。在那种整个民族精神都很萎靡的情况下，说我们的祖先也曾创造过辉煌的文明可以给人一点激发，更不用说，这个话是由洋人讲出来的了。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双重的自卑，觉得洋人讲的比我们自己讲的更能安慰我们。“李约瑟之问”就这样在中国社会里急剧发酵，特别受欢迎。我有个说法：李约瑟这个问题由两句话组成，第一句话是中国古代文明科技特别发达，第二句话才是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中国人过去喜欢这个问题主要是喜欢第一句话。他反复强调，中国古代有过非常发达的科技文明，这特别契合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处于落后挨打境况的中国人平复自卑感的需求。对“李约瑟之问”认识的转机，就如你说的“现在有人说它是一个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出现时间很短的说法，不到20年。从年左右开始，中国才有年轻一代的科学史学家，包括我这样的人，开始质疑它；在此之前是没有人有这个想法的，近20年的质疑也有时代背景的变迁。第一个变迁就是，整个西方思想从科学史到科学哲学都发生了很大变动，人们不再相信科学是普遍的现象，不再相信所有的文明自然而然就会发展到现代科学这个方向，所以科学作为人类文明唯一不可避免的终极形态的信念和思想被打破了。李约瑟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变动是由什么具体的历史事件触发的吗？吴国盛：这是个思想史问题。李约瑟时代的科学哲学占支配地位的是实证主义，也就是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一个超历史、超文化的东西，不同的文化只要进入这个状态就能成为科学，不进入状态则不是科学，忽视科学的文化历史背景。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科学哲学界发生了改变，历史主义正在不断地摧毁逻辑主义。我们今天知道像托马斯·库恩、卡尔·波普这样的科学哲学家，像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这些“二战”以后的新科学思潮改变了局面，这是第一个大背景。第二个背景是，随着中国社会本身的发展，新生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比过去要更强一点。今天，我们部分人已经至少可以敢于面对中国近代的落后，敢于讲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了。过去你要想说自己是好的，必须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说；西方的标准就是科学，那么你就只好说你有科学，以你有科学来证明你是不错的。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个“好”不一定非得是科学，中国文明有自己独特独立的文化道路，没有科学并不意味着文明就不高级。改革开放后，人们打开了眼界，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也有一个更加本真的看法，不再是西方式的。我过去写过文章，讲李约瑟的研究范式实际上是一个悖论式的方法，是以一种深刻的西方中心主义来反对表面的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有的其他文明最终也一定会有，把科学作为一个普世标准来衡量文明的高低。事实上，中国古代并没有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科学，这个东西是近代才引进来的，包括词汇、概念、做派，都是西方引进的。李约瑟希望给中国文化以尊严，但我认为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捍卫尊严。李约瑟在讲中国古代的那本大书《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里，是完全按照西方人对科学的理解来对中国古代科技进行盘点的。比如，他把数学放在第一卷讲，因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这是按照现代科学对各个学科地位的理解来划分的。但他忘记了，“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典型的西方特征，也只有在西方，数学才是科学之母。在中国古代，数学并不扮演这个角色。中国数学的用处非常局限，并没有用于所有的学科，所以他的排序方法就不是中国古代史的方式。他也希望对照着数理化这样一个现代19世纪以后西方形成的科目划分，来打捞中国古代相应的东西，但其实他打捞到的都是碎片，实际上他也打捞不出来，因为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这种学科布局。中国古代文化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的方式来排布的，既不是按照古代希腊的质料形式划分，也不是按照现代的“数理化天地生”方式排布。李约瑟为了按照现代科学的框架来排布中国古代科技史，就必然要把中国古代文化进行割裂，捣碎了之后再抽取一些碎片来充填框架。《甲午》剧照
这套大书的另一个问题是科技不分，以技代科，而以技代科恰好迎合了当时中国人的心理和思维习惯。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学习科学，看重的是西方的技术。在中国人的深层心理中，科学其实本质上就是技术，科技不分。李约瑟恰好也是这么做的，这一点跟中国人一拍即合，赢得了我们的好感。书中，比如物理学这个科目里，更多写的是机械工程类的发明，化学里面则更多是一些像造纸术、丝绸纺织印染这类的东西，生物学里面有一些当然是博物学的东西了——收集物种、发现它的药用使用价值，而更多的是一些农副业，做酱油、酿酒、制醋这样一些技术，也变成了生物学。医学则是中医，还有一部分农学，中国本来就是农业立国，当然有很多农业生产、种植、产品储存的东西，实际上是由农业、农学和医学来填充所谓的生命科学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说，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史，其实是一部技术史，或者说是按西方现代科学的框架来编制的一部中国古代的技术史。它为什么对我来说是个伪问题，也是在这里。严格说来，“李约瑟之问”就没有说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他的原话是说，16世纪以前，中国人在利用自然知识改善自己的生活方面，远远走在世界前列；这个说法还是很准确的。但是他的问法，问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其实与前面的“走在世界前列”之间没有逻辑关系：一个民族可以让自己生活得很好，用技术为自己造福，但是，这和科学有什么必然关系呢？它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带有那个时代局限的观念所生发的一个问题。它正好与中国社会的需求产生了一个交叠，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话又说回来，李约瑟的工作在半个世纪内至少唤起了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趣。西方的汉学家是一拨一拨的，不同时代对中国的兴趣不一样。在伏尔泰的时代，他会觉得中国的古代官僚制度非常好，因为西方官僚制度很晚才出现，是民族国家出现以后才有的。李约瑟代表的则是新的一波汉学浪潮，让西方看到中国人在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与自然打交道方面，也有自己的特长。三联生活周刊：即使它是一个伪问题，但在对这个问题的不断回答，包括对这个问题本身结构的认识过程中，无论试图求解，还是质疑颠覆，这个过程它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有没有形成一条比较明确的路径，超越这个问题本身？吴国盛：“李约瑟之问”主要是在中国和华人社会比较有影响力，西方汉学家，比如说美国的N.席文，他早就认为李约瑟这个问题是一个伪问题。他的理由是，一个史学家不应该问一件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这可以说是一个没法回答的问题，而应该问为什么发生了。他是从逻辑结构上的不对称来质疑这个问题的。但中国社会借助李约瑟还是提出了很多解答，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头20年，“李约瑟之问”在国内是比较火的。西方的老一辈学者也做了很多探索。他们从很多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比方说中国的制度是不是有问题，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不是有问题，中国的文字是不是有问题，还有从经济基础、农耕社会、宗法制度等多个角度去探讨的。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问题本身在结构上有问题，它实际上是不可能解答的。但是，一个假问题未必不会产生一些有意思的答案，答案很显然帮助和促进中国学者从有没有科学、科学发达不发达的角度做了一些中西文化的比较。“科学”这个词在拉丁文里是“知识”的意思，中国古代不能说没有知识，但它的“知识”是跟西方完全不同的类型。严格说，中国古代的自然知识更多是基于《易经》和阴阳五行八卦，今天人们一听会觉得这是迷信，怎么会是科学，这其实也反映出“知识”和“科学”这两个词在中西文化语境中内涵外延完全不同。今天我们认识到这个矛盾很自然，其实也是那20年研究“李约瑟之问”的积极影响，它唤起了中国人关心中西方之间的差异，以至于最终导致人们认识到，“李约瑟之问”其实是个伪问题。“我们始终没法摆脱极端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三联生活周刊：在认识到它是一个伪问题之后，是不是接着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对西方科学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