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至今，短短20年不到的时间内，地球上先后出现了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禽流感（H1N1流感）、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新型冠状病毒（-nCoV）性肺炎等多次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流行，其中SARS、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以及猪温病均发生于中国大地上。不论是对国人的生命健康还是国家的经济运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这就让人不得不思考我们现有的防治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尤其中医中药在病毒性疾病防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值得我们每个中医人进行深思。中医虽无病毒和细菌的概念，但根据冠状病毒性疾病的发病特点及临床表现，当属于中医“温疫”的范畴。“温疫”又称“疫”，“疠疫”，《温病正宗》中说“瘟疫本名疠疫，传染病也”。《说文解字》中有：疠者，恶疾也；疫者，民皆疾也。从役省声。自春秋战国时代起，华夏人民就对本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如《老子》中有∶“凶年之后，必有温疫”；《抱朴子》中则有∶“经温疫，则不畏”。传统中医对本病的病因、预防和治疗圴有大量的论述，但目前中医中药在防治这一类疾病的临床实践中有较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1中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有特别的认识
现代医学非常注重细菌、病毒等病源学的的查找。传统中医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无法认识到这些微小生物的存在，但历代医家对这类疾病的病源学也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如吴又可认为疫病是人体感染了天地间的“杂气”所致，“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有多寡，在方隅有浓薄，在四时有盛衰”。也就是说常见病毒或细菌导致的多数是普通的外感疾病；导致流行性疾病发生的病毒等是自然界本已存在，但人类不常接触的生物，属于“杂气”，而这些“杂气”也是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只是有的对人体有明显的害处，有的不一定对人体有害，即“惟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亦犹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气交之中有昆虫草木之不一也”。正因为这类生物属于少见的“杂气”，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少见病毒，人类对其没有免疫力，或者说免疫力不强，接触并感染后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人类在感受不同的“杂气”之后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的产生疾病，有的人不病，有的人只诱发轻微的病理变化，很容易治愈，甚至可以不药而愈，即“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为病种种，难以枚举”。从而表现为“大头瘟”、“虾蟆瘟”、“瓜瓤瘟”、“疙瘩瘟”等。如果患者病情轻，或者毒邪不重，虽然感受了也不至于发病，人们往往不会察觉，即“至于微疫，反觉无有，盖毒瓦斯所钟有浓薄也”，“其年疫气衰少，闾里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疫气不行之年，微疫转有，众人皆以感冒为名，实不知为疫也”。病毒致病还与自然气候密切相关，如《素问·热论》中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温疫论》中说：“其年疫气盛行，所患皆重，最能传染”，“若其年气来盛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则又不拘于此矣”。临床医生在治疗这类疾病的过程中就必须注意考虑气候因素，故《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伤寒论》中说：“又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餐居亦异，是黄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治之能，以训后贤，开其未悟者，临病之工，宜须两审也”。
因此我们必须认清的是：病毒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东西，一年四季圴有可能导致疾病的产生，即“是以知温疫四时皆有，常年不断，但有多寡轻重耳”。但病毒，尤其是少见病毒是否会导致疾病的产生，不仅与人体的抵抗力（即正气）有关，与人类是否接触这类少见病毒有明显的相关性，这就是为什么要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不吃野生动物的原因所在。如何防止高致病性少见病毒从蝙蝠、蛇等野生动物身体上传播给人类？或者说防止其对人类产生致病性自然就成了我们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2中医对本类疾病的临床特征有系统的认识
传统医学虽然无法明确本类疾病的全部特征，但对本类疾病的临床特征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
2.1本类疾病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
早在《内经》时代，人类就已经认识到本类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素问·刺法论》中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温疫论》的中说：“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大约病偏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即说明了本类疾病的病源体“疫气”具有很强的毒性，能使人体产生严重病变，并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不论男女老幼均有可能被传染。而《温病条辨》中有“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对本病的流行性进行了描述。认识到了“疫气”致病有局部或广泛流行的特点。
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现代中医必须高度重视这类疾病有传播的可能，必须认清病毒性疾病，尤其是少见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只要有人患上该病，就有可能人传人，最后在人群中引起传播。
2.2死亡率高、持续时间长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明确提出了温疫类疾病具有非常高的死亡率，当时的死亡率达“三分有二”。除了与病毒的毒力强大相关外，当时的医生对本类疾病的认识不足和治疗不当也是这类疾病存在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故张促景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
清代周扬俊在《温热暑疫全书》中说：“凡病伤寒最重，温热尤烈，伤寒仅在一时，温热暑疫，每发三季，为时既久，病者益多”，明确说明了这类疾病与普通的外感病不同，不仅患者的病情较重，病程也较长。普通外感的发生可能在很短时间内结束，而这类疾病则有可能流行较长时间，甚至持续数月。如果不及时截断传染源，或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出现大范围的流行，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即“苟不明其源，溯流不得清也，不辨其类，疗治不得当也，则温热暑疫，皆热证也，燎原之下，竟乏清凉一滴”。
因此，我们必须分清具有传染性的病毒性疾病与普通感冒等常见病毒感染的差别，及时作出判断，并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进行防治。
2.3发病的季节（时间）性和潜伏性
历代医家圴认识到疫病的发生具有季节性和一定的潜伏期，如《素问·热论》中有“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则说“冬伤于寒，春必温病”。《伤寒论》则认识到本病的潜伏期的长短与疾病的临床表现相关，即“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温病条辨》中明确指出了伏暑的好发时间与病情轻重的相关性，即“长夏受暑，过夏而发者，名曰伏暑。霜未降而发者少轻，霜既降而发者则重，冬日发者尤重，子、午、丑、未之年为多也”。并且认识到潜伏期的长短与人体的正气强弱有关，气血不足、体质较弱的人容易出现病邪的潜伏，即“长夏盛暑，气壮者不受也；稍弱者但头晕片刻，或半日而已；次则即病；其不即病而内舍于骨髓，外舍于分肉之间，气虚者也”。
正因为这类疾病的发生具有病季节性和时间性，我们就有可能根据这一特点采取未病先防的措施，在这类疾病即将发生之前进行预防。
3对感染途径、病位的认识
明清时期的诸位温病大家对疫病的感染途径、主要病变部位圴做了明确的阐述。其中感染途径主要考虑呼吸道，如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温邪上受”，吴又可的《温疫论》明确提出“邪自口鼻而入”，吴瑭的《温病条辨》中有“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太阴金也，温者火之气，风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于此”。圴明确了传染性疾病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经头面部的口、鼻而入，与现代医学所强调的呼吸道飞沫传染相一致[2]。
至于这类疾病的病变部位，叶天士认为疫邪（病毒）“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吴瑭与叶天士的观点一致，认为“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圴认为疫邪首先侵犯的是呼吸道的粘膜，随即入肺，即最先侵犯的脏腑是肺，可以迅速伤及于心。而吴又可则提出病在膜原，认为“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即疫邪进入人体后的停留部位是膜原，并根据膜原与人体表里的关系来解释疫病所出现的一些临床表现，“凡邪在经为表，在胃为里，今邪在膜原者，正当经胃交关之所，故为如折；如浮越于阳明，则有目痛、眉棱骨痛、鼻干；如浮越于少阳，则有胁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大概述之，邪越太阳居多，阳明次之，少阳又其次也”。说明疫病的病位早期主要在肺、胃，随即蔓延三焦，波及心、肾。
综上所述，历代医家认为疫病（病毒性疾病）与普通的感冒不同，普通的感冒（伤寒）的主要感染途径是肌表，从而形成太阳病；而疫病的主要感染途径是头面部的口、鼻；普通的感冒的传变规律是按六经传变，转化相对较慢，变证出现迟；而疫病的传变规律是按上、中、下三焦传变，转化飞快，变证在短时间内迅速出现，与现代医学所认识的病毒性肺炎等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呼吸衰、感染性休克，甚至多脏器功能衰竭等病理变化相一致，这就要求临床医生必须迅速做出判断，及时给予正确的治疗。
由于历史原因及当时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历代中医对防止疫病传播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如现代医学，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针对性不强，远远不如现代医学的防控措施有效，从而成为中医在这方面的短板。这也是中医不能有效参与现代传染病救治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相关部门的强烈要求，医院基本上是不愿意让中医大夫参与到急性传染病的救工作中去，绝大多数病人根本无法接受到中医中药的治疗。因此我们现代中医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不断学习现代医学在这方面的先进知识，严格按照有关规范进行操作，做到有有备无患，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让更多的传染性病患者及时享受到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措施，早日康复。
4重视预防
自古至今，中医一直在强调疾病的预防，《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有：“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己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说明了中医更加重视的是“未病先防”，以期达到事半功倍。这也是中医的优势所在。如年SARS在广东省爆发期间的死亡率明显低于国外的死亡率，与广东人注意重中药煲汤的药膳防病思想不无关系。但现在的实际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在烈性传染病（如冠状病毒性疾病）的防治方面，中医未病先防思想完全未得于体现，多数是疾病产生之后才想办法提出预防和治疗方法，甚至是有关疾病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现代医学控制效果欠佳时才有中医介入，充其量只能算是既病防变的一种方式。而现代医学则越来越重视疾病的预防，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各种疫苗的接种，直接针对相关的病毒，具有良好的效果，吴又可就曾明确指出“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药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但疫苗预防方法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不同年分出现的病毒不一样，人类每次感染的病毒往往不同，很多病人接种了疫苗后也同样会被感染；另外，病毒变异非常快，针对性不强，病毒与人类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一样，都在不断进化以适应新的环境。而且自然界的各种动物身上本身就已经存在多种多样的病毒。有研究表明单纯蝙蝠身上就存在上千种病毒，《温疫论》曾指出“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人类不可能研制出如此多种类的疫苗。再说了，疫苗的研制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急功近利、一蹴而就的想法都不符合科学精神。疫苗的研制就算成功，它还需要进行动物试验。完成动物试验后，再进行人体临床试验，全部通过后疫苗方可上市，等到疫苗研制成功后相关的疾病基本已经控制了，损失也已经无法弥补了[3]。
既然我们已经明确知道各种病毒性传染病的发病有一定的季节性，为何不发挥中医未病先防的优势？在疾病产生之前就根据中医的运气学说等综合分析自然气候的变化、人民居处的变化以及体质的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另外，如何防止病毒从动物到人体、以及在人体疾病过程中产生变异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乡村都会在每年的秋末冬初煮“大锅药”，根据历年的经验，乡村医生取一些中药及当地习用的草药，煮成汤剂后分发给群众服用以预防流行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似乎值得我们借鉴。
5中医对传染病的治疗有效、手段丰富
对于本类疾病的治疗，因受《内经》中“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理论及《伤寒论》的影响，唐宋以前多以辛散立法。至叶天士方提出卫气营血辨证治疗，即“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宜清气；乍入营分，犹可透热，仍转气分而解，如犀角、元参、羚羊等物是也；至入于血，则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是也”。吴瑭根据疾病的传变规律提出了三焦辨证的治疗理论，从而为疫病的治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综观历代医家的治疗，中医防治疫病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5.1强调早期、及时治疗
早在《素问·玉机真藏论》中就有“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叶天士认为疫病“化热最速”。明确提出了本类疾病变化迅速，必须及时治疗，治疗时机的选择与治疗效果的好坏密切相关。
同时，疫病传变迅速，不循常规，如《温疫论》中说“大抵邪行如水，惟洼者受之，传变不常，皆因人而使”，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即“其变或从外解，或从内陷，从外解者顺，从内陷者逆……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里偏胜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而又分传者”。这就要求临床医生必须有丰富的临床知识和随机应变处理能力，故高秉钧《温病指南》中说“温病变幻甚多，非博考不能详尽”。不仅要对患者的临床表现、症状、体征进行严密而细致的观察，对出现的临床就化及检测结果及时进行分析，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准确而及时地调整治疗方案。在治疗用药方面，高秉钧说：“温病用药，须知转变，不可执定，如治湿温，于面白阳微之人，凉药用至十分六七，即勿再用，恐过凉则阳必伤也；面苍火重之人，凉药用至十分六七，虽热减身寒，仍不可遽用温补，恐火虽熄犹有余焰也”。明确指出了疫病用药不可太过，应当根据病情变化随时进行调整，既不能过于寒凉，更不能过早使用温补，尽量做到“顺势而除”，即“从外解者，或发斑，或战汗、狂汗、自汗、盗汗”。或者是遵从“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恰当使用分消走泻等方法。对于“从内陷者，胸膈痞闷，心下胀满，或腹中痛，或燥结便秘，或热结旁流，或协热下利，或呕吐、恶心、谵语、舌黄、舌黑、苔刺等证”正确使用釜底抽薪法，做到“因证而知变，因变而知治”。
另外，如果患者长期患有糖尿病、冠心病等基础病，更加需要注意感染性疾病与原有病变的相关性。《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无后其时”。明确指出对于那些有基础病的患者，更需要及时辨别新病与旧患的关系，准确辨别是治疗后的反应还是新感，如果是新感，必须及时治疗新感，否则后果不佳。现代医学的临床实践也表明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病的患者在感染病毒后的预后不佳，死亡率高。因此，早期诊断、及时治疗，既病防变是疫病治疗的关键，直接关系到患者的预后。
5.2治疗既重祛邪，更重视扶正固本
对于疫病的治疗，历代医家圴强调温、热、湿、毒等病邪的作用，如《温病指南》中有“究其治法，只须细审温邪之兼湿与否，及湿温二邪，孰多孰少，以为用药之差别”。但疾病的产生与人体本身的素质和身体所处的状态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更易感染SARS-CoV、MERS-CoV等病[4]，因此，中医更加注重人体正气在疫病的产生和治疗中的作用。如《素问·刺法论》中有“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素问·金匮真言论》有“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圴明确了正气在抵抗外邪入侵中的重要性。《素问·八正神明论》则明言“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脏，工候救之，弗能伤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温疫论》中认为“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明确了人体的正气不足是犯病的关键。
因为病毒性传染病易伤正气，尤其是以发热为主者，入营血则化燥伤津，而湿为阴邪，易伤阳气，从而导致这类疾病的病机错综复杂，既有邪实，又有正虚，阴虚、阳虚或阴阳两虚可能同时并见，治疗用药就必须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权衡其寒、热、虚实的轻重、主次，多法同用，有可能是一方多法。吴瑭的《温病条辨》中不论上、中焦还是下焦病变的治疗圴可见滋阴固本的扶正思想，而下焦篇则着重于扶正的基础上清除余邪。《临证指南医案》中邹滋九则评论说：“疫疠一症，都从口鼻而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非比伤寒六经，可表可下……及其传变，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今观先生立方。清解之中。必佐芳香宣窍逐秽。如犀角菖蒲银花郁金等类……若邪入营中，三焦相溷，热愈结，邪愈深者，理宜咸苦大制之法，仍恐性速直走在下，故用玄参金银花露金汁栝蒌皮，轻扬理上”,做到“仿古法而不泥其法”，因为每个医家圴有自己的喜好，不免有所偏颇，所以邹滋九提醒后人在治疗疫病方面“宗张喻二氏，恐有遗邪留患，若宗吴氏，又恐邪去正伤，惟在临症权衡，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方不愧为良医矣”。
在扶正固本方面，尤其要注意中焦脾胃功能的保护。一方面，湿邪属土，同气相求，易伤太阴脾，如《温病正宗》中说：“湿热之证，阳明必兼太阴者……湿土同气……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此皆先由内伤，再感客邪，非由腑及脏之谓。若湿热之证，不挟内伤，中气实者，其病必微。或有先因于湿，再因饥劳而病者，亦属内伤挟湿，标本同病。然劳倦伤脾为不足，湿饮停聚为有余，所以内伤外感，孰多孰少，孰虚孰实，又在临证时权衡矣”。明确指出湿邪易伤中焦脾胃，中气不不，脾失健运而气虚者更易感受湿热，并且脾虚者病情相对较重，因此，治疗需要注意顾护脾胃。另一方面，苦寒药易伤阳败胃，不论叶天士、吴又可，还是吴瑭圴主张治疗温病宜少用苦寒药，而以玄参、石膏、公英等甘寒药为主。
另外，大量临床观察表明，不论是SARS还是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患者早期圴会出现食欲差，甚至出现一些恶心、大便溏泻等消化道症状。而猪、牛等动物感染冠状病毒后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腹泻[5,6]。说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早期就表现出中、上二焦同时受病，治疗上须从中、上二焦同时入手，热重者在清利湿热的同时需要运脾，湿重者需要加强健脾化湿。
5.3服药方式与普通疾病不同
疫病因发病急，变化快，变证多端，服药量的多少，服药的时间和频次自然与普通的外感或内伤疾病不同。故《伤寒论》中有：“凡作汤药，不可避晨夜，觉病须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则易愈矣。若或差迟，病即传变，虽欲除治，必难为力。服药不如方法，纵意违师，不须治之”。明确指出服药必须趁轻、趁早，疾病方起时服药效果最佳，不可因白昼的不同而延误服药时间。孙思邈《千金方》中有“夏月日五夜三服，冬月日三夜五服，必期病退而后止，如御敌者，愈驱逐愈加精锐，荡平而后班师，此万全之胜算也”，周扬俊则在《温热暑疫全书》中说：“用药如对敌，药入则邪渐退，药力尽则邪复炽，必一服周时，即详势诊脉，药对则日夜连进三五服，以邪退病安为主……予用此法，屡获神效”。均明确指出服药的频次及药量与治疗效果密切相关，必须根据病人服药后的反应及时调整用药，见效则继续加大用量，缩短服药时间，一鼓作气，祛邪外出；药量不足则病不除，服药间隔太长则药力不济，均无法产生理想的效果，即“取效寡而活人之功疏”。这就是现代医学多次给药及使用缓释剂、控释剂的原因所在，只不过成药服用方便，而中药汤剂因需要煎煮，难于短时间内完成。鉴于这种不便，临床医生不防采取中药汤剂与中成药相结合的方法以达到维持药力的目的。
5.4针灸及其他治疗
除了中药汤剂和中成药外，针灸对本类疾病的治疗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如《素问·水热穴论》中就提出了“治热病五十九俞”的治疗方法。认为大杼、膺俞、缺盆、背俞可以“泻胸中之热”，气街、三里、巨虚上下廉可以“泻胃中之热”，云门、髃骨、委中、髓空可以“泻四肢之热”，“五脏俞傍五，此十者，以泻五脏之热也”。《素问·刺热论》中有“肝热病者……刺足厥阴少阳……心热病者……刺手少阴太阳，脾热病者……刺足太阴阳明，肺热病者……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这些都可作为我们治发热性传染病的参考，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类疾病具有传染性，近距离接触容易受到感染，患者的血液、体液和分泌物都有一定的传染性，务必做好防护隔离措施，防止疾病的传播。
5.5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并不是单纯的抗病毒那么简单
不论是SARS还是年新型病毒性肺炎的防治中，西方医学讲究的是病源治疗，国内的西医主流也是如此，广大群众受现代医学病毒理论的影响，满脑子的抗病毒思想不足为奇，于是“抗病毒口服液”、“板兰根”、“双黄莲”等所谓的抗病毒中成药大行其道，化学合成药“达菲”变成了紧缺药。不少中医人也按照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以“抗病毒”理论来指导用药，碰到病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把“抗病毒”药用上去，然后再考虑中药处方的使用，完全丧失了中医的整体观，既不是针对生病的人进行治疗，更没有将生病的人与自然环境相联系，于是问题来了，其效果不一定比西医的治疗效果好，就算有效，那到底是中药的效果还是西药的效果？这也正是中医不被西医大夫看好，或者说是诟病的原因所在。我们近期的临床观察也表明不少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患者辨证并非以热毒为主，用清热解毒药不仅无效，还有可能加重病情。因此，不加辨证的抗病毒治疗是西医大夫对中成药的滥用，是广大群众对中医的误解，也是学艺不精的中医人常常犯的错误，不仅不利于中医中药的发展，还有可能对中医的发展产生严重后果。因此，中药抗病毒可以作为中医科学研究的方向之一，但不能将其作为指导临床用药的准则。
6重视病后防复
对于疫病的治疗，不仅要考虑急性期的救，更要注意防止复发及产生后遗症的可能。早在《素问·热论》中就已经提出“热病可愈，时有所遗者，何也……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明确了疫病复发或出现后遗症的原因是余邪未净，饮食不注意是重要的诱因，并且明确提出了“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的禁忌。《温病条辨》也明确指出了疫病经过治疗后不可暴饮暴食，只能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并且要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即“阳明温病，下后热退，不可即食，食者必复；周十二时后，缓缓与食，先取清者，勿令饱，饱则必复，复必重也”。这一思想可谓深入人心，很多中国人都知道疾病期间饮食以清淡为宜，而不宜过多的油腻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