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牛刀小试
年初夏，四川重庆、巴县发生霍乱，七月即延及成都、雅安、乐山等45个县市。
对于这场疫情，《四川省志》这样记录：
“疫势之烈、朝发夕死、路断行人、家家闭户。”
当时在成都讨生活的苦力们，面对疫灾和生存的双重压力，只好在自己身上挂一面刻着自己姓名、住址的“腰牌”，以期若不幸死在路上，或许还能有家人前来认尸①。
无独有偶，到年，山西、绥远等地爆发鼠疫，时人描述：
“风凄雨愁、无天无日、白昼相逢、人鬼莫辨”②。
后来的《浑源县志》的记录则更加直白：
“路断行人、哀嚎遍野”。
然而，“哀嚎遍野”的情境纵然凄惨，却已经比“十室九空”的绝望好了很多。
年，云南思茅县爆发疟疾，死亡者高达2万余人，而全县总人口也不过3万③。
……
那年那时，人间惨剧，不胜枚举。
是当时的政府不作为么？
也不算是。
事实上，在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和还是南京政府，对待疫灾都表示了起码的尊重。
早在年的3月，因绥远、山西等地鼠疫的倒逼，北洋政府就已经在国家层面（内务部卫生司下）成立了中央防疫处，负责统筹规划、疫病和疫苗研究等业务，做了很多工作。而各地的常设或临时防疫部门，各类《传染病预防条例》（）《防疫人员恤金条例》《防疫人员奖惩条例》《临时防疫处防疫规则》《临时防疫处办事规则》《火车检疫规定》也相继建立和出台，体制机制不可谓不健全细致。
再加上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国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的积极主动，乡土士绅的慈善和中西医家的作为，力量不可谓不强大。
但是疫情一来，依旧还是该传染传染，该死人死人。
死很多人。
据相关学者统计，在民国时期的37年间，仅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疟疾等法定传染病和指定传染病造成死亡人数达万人以上的重大疫灾次数就高达59次，平均每年1.6次，死亡人数共计高达万人之多④。
而且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至今都没有找到疫病名称的疫灾，比如：
—年间，新疆和田连续发生瘟疫，死亡者10万余人。
年，云南个旧等地发生疫情，死亡1.4万。
年，湖北应山瘟疫，死亡3万余人。
年，云南永胜疫情，死亡1万人。
年，四川省发生瘟疫，死亡达20万之巨。
年，湖南会同发生疫灾，死亡近3万人。
年，甘肃旱灾引发瘟疫，死亡高达50—60万人。
年，青海因“牛羊传染”传染至人，死亡高达26万余人⑤。
……
那年的中国贫弱至此，那年的国人命如草芥。
据悉，在那年的国民政府内部报告（卫生部中央防疫署）中，有这样一段话：
“经费短缺和冗员过多等原因，严重束缚了手脚。冷漠甚至充满敌意的地方官员，无知而刁钻的地方群众，更使防疫工作的开展，难上加难。”
这是他们自己找到的原因。
其实，如果按照一般官僚体系的视角，这个原因找的还算是准确。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历史细节，或许可以从同时期的另外一群人身上找到更为深刻的答案。
年，莒北县出现儿童麻疹。那个组织得知后，带领群众迅速行动。仅仅三天后，“凡是发现有出痧子这种病的村子，孩子们均已得救！”
同样还是莒北县，2月，横沟村爆发流行性感冒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短时间内病倒84人，死亡22人。然而在那群人的带领下，仅7天后“疫病停止传染现状。”⑥
疫情无大小，任何大灾大疫的传播都是从小开始的。莒北县两次疫情能够迅速而神奇地“归于平淡”，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何况还是在那年那些人被国民党和日寇称为“穷鬼”，食品、药品和弹药长期缺乏的情况下。
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善医者无煌煌之名”，大抵如此。
当然，这只是那群人的牛刀小试，后面还有天大的危难等待着他们。
血吸虫。
二、战“疫”
血吸虫（尾蚴）肉眼无法观察，只要人或动物接触了含有血吸虫的水10秒以上，即可被侵入体内感染致病。感染后，若不及时治疗，便会伤及肝脾等脏器，而后危及生命。患病者“肚子像西瓜，脖子像丝瓜，手臂像黄瓜”，妇女难以生育，儿童难以发育，极易引发“侏儒症”。
据考古人员在马王堆西汉女尸等处发现的血吸虫卵来看，该病在我国至少有多年的历史。解放前，血吸虫病害就已经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和上海等12个省市的个县（市），患病人数约有多万，受威胁的人口在1亿以上。
病害直接导致疫区人民成批死亡、田园荒废颗粒无收。以感染较严重的上海青浦县任屯村为例，在解放前的20年间，该村就有人被血吸虫病夺去生命，占全村人口的一半。全村有户全家病亡，28户死剩1人，活下来的人中，97%感染血吸虫病，连续七八年听不到一个婴儿的哭声，被人称为“鬼村”。再如湖北省阳新县，年代就有8万多人死于血吸虫病，毁灭村庄多户，荒芜耕地23万亩，多头耕牛染病后无一存活。各地疫区呈现出“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人间惨状，各种“无人村”、“寡妇村”、“罗汉村”、“棺材村”比比皆是。
而面对这样一个几千年来都束手无策的“瘟神”和如此急难险重、全球罕见的疫情，那群人的领袖却硬是发出了斩钉截铁的号召：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从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的成立，到疫区各级党委相关领导机构的建立，医院和防治站的建设，到公社生产队治疗点的设立，再到大批医务人员的纷纷响应、深入疫区，为群众进行诊治，在他们的带领下，人民群众爆发出前所未有的伟力。
那些年刚刚高中毕业担任农村“赤脚医生”的李兰娟院士曾回忆，她们会“上门一家一家去收大便，做大便孵化，发现大便孵化阳性的就是血吸虫感染的病人，我们一个生产大队多人，查出来有多个人大便孵化阳性，国家医疗队就下来，用门板把床铺搭起来治疗”……
而在预防上，伴随着新中国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一场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为指针的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此开启。从此，不仅消灭血吸虫迎来了全新的契机，整个卫生工作也上升为一项全民的事业。
到了年，那群人更是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各地从清垃圾、通渠道、洁水源、建厕所，到消灭苍蝇、蚊子、老鼠、蟑螂等害虫，开始切断疾病传播途径。连不喝生水、不在河塘里洗马桶、不用生粪施肥、规划牲畜专用池塘等等这样的细节都会向群众做面对面的宣传。为了消灭血吸虫的唯一宿主钉螺，灭螺大军纷纷行动。江西余江人民更是集思广益，在发明土埋钉螺法的基础上，将水利建设与灭螺结合起来，开始了以“开新沟填旧沟”为主要工作方法的埋螺工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仅余江一地，人民群众就用双肩挑出了万方土，填平了条旧沟和口水塘，既扩大了耕地面积，还消灭了钉螺，全县的面貌焕然一新，余江县也成为了疫区中最先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年6月，在看完记述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文章《第一面红旗》后，他心情激动、夜不能寐，提笔写下了那首不朽诗篇：《送瘟神二首》：
送瘟神二首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作发表后，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战疫”热情。此后，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广东、上海、福建、广西和浙江五省也相继宣布消灭血吸虫病，其余7省的血吸虫病疫区范围已有较大的压缩，疫情大为减轻。虽然到年代，由于种种原因，血吸虫病呈现疫情回升的趋势，但此时的新中国在国力上也非昨日可比，到3年进行统计时，全国的血吸虫病人已经由建国初的万人降至84万人左右，下降了93%。再到今天，全国12个血吸虫病流行的省份，已经全面实现了血吸虫病传播控制目标。
可以说，那群人就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带领人民群众硬生生地将几千年来横行无忌的“瘟神”无情斩杀。
而再回头看民国时期，两相对比之下，不难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国民政府有中央防疫处，新中国有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
国民政府有各种规章，新中国也出台各种制度；
国民政府协调各类社会资源，新中国也发布各种号召动员社会力量；
医院、修设施、清水源等等等等，属于防疫抗疫的必然科目，更是大同小异。
但为什么结果就是天差地别，生死迥异？
正如某部著名喜剧中的台词：
“同样的招式，为什么有的人施展出来，就是惊天动地，而有些人却像放了一个屁？”
年11月，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当中这样规定：工农人民享有免费医疗服务，政府应该开展卫生预防运动。次年3月，便开始推行《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和《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在苏区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灌输卫生常识于一般劳苦群众”的卫生防疫运动。
而就在这样一个运动中，那个组织对她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如下6个问题，要求后者随时拷问自己：
1、是否在政治动员之下，广泛的号召群众起组织性的进行卫生工作？2、群众对卫生情绪怎样？3、能否注意卫生？4、党团员在群众中作用怎样？5、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怎样？6、是否有脱离群众的事？”
这是将人民群众形容成“无知而刁钻”的国民党官老爷们永远都无法理解的6个问题。
想不通这个问题，别说是一式“太祖长拳”，就算再精妙的“招法”，在他们手上也不会产生真正的效果。
三、那群人，从未离去
同样的无独有偶，在90年后的年，一张“基层干部改造设计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