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岁末年首，又是凛冽寒冬。
从迈向的这条路，走的无比悲恸又漫长。
1月23日，武汉关闭离鄂通道——
很多人说，那一刻，还在城里的人感觉命都悬了起来。
而4月8日凌晨，离汉通道重新开启——
交警在零点清空高速路口的障碍物后，很多在现场的人都哭了。
因为他们看到，许多排队出城的车上，挂了白花；
在这两个多月的无声挣扎里，武汉人用血和泪，并肩“熬”过了这场灾难。
我们一起，扛过了这场看起来很难赢下的战争。
有战争就有牺牲。
一年时间过去了，如今的武汉，车水马龙依旧。
那些曾在新冠疫情中或庆幸、或散落的家庭，现在怎么样了？
渐近尾声，有的人的身影可能永远留在了这一年。
腾讯医典为大家讲述三个普通家庭故事，他们只是千千万万个武汉家庭之一，却因为疫情失去了最宝贵的亲人，时间也许永远抚不平遗憾，但我们看到了爱与希望，还有想念。
（图片右滑??夏璇给父亲发的短信）
夏璇（化名）说，几个月来，她一直在给不省人事的爸爸刷屏式的发短信：
“爸爸，我们都不关机，等你的消息，我们想你。”
“爸爸，一定请你加油，求求你了。我还没带你去过三峡，对不对？我都记得。”
“爸爸，你一定很难受吧，但是为了我们，你能不能再坚持一下，至少给个机会让我们见见你。”
“爸爸，我真希望，你有机会看到我发的这些话，我等你回家。”
那个爸爸心心念念想回的家，终究没等到他的回程。
武汉花楼街，是夏建国从前生活的地方。
刚满65岁的夏建国，在年初时还曾和女儿说：“我有了老年卡，坐公交再也不用花钱了，可以带着孩子到处玩儿！”说完就像个孩子一样笑了起来。
这是年末夏建国一直放在嘴边的“未来”。
但后来被疫情改变的一切，所有人都不曾预料。
“到今天我还记得，2月6号晚上，爸爸用薄薄的保鲜袋，收拾起牙刷和充电器就出家门了。”夏璇回忆，除夕夜全家人吃完饭，爸爸就说身上冷，应该是发烧了。
听到那句“发烧了”，全家人都下意识地沉默了好一会儿。大家心里都害怕会是新冠肺炎，虽然一月份的武汉很冷，但那晚，家里开了一夜的门窗。
第二天，医院就诊。
做完CT，医院拿着片子告诉他，右肺上有小面积感染。
“当时就以为是感冒，本来爸爸年龄大了，但两周过去了，每天测体温发现还发烧。再去医院看病才知道，当时给他做CT的放射科医生就确诊了新冠肺炎，这时全家人都怕了，马上将情况上报社区。”
2月6日，夏建国被接到定点酒店隔离。
全家人都以为，父亲很快就能回家，让她没想到的是，那一走，再见爸爸就难了。
后来，夏建国被转医院就诊。在那之后，夏璇每天都问父亲的情况，但她能感觉到，父亲回应的信息已经越来越少了。
很快，夏璇就接到通知，夏建国确诊新冠肺炎。让人恐惧的是，接下来的几天爸爸的病情迅速恶化，开始出现呼吸衰竭的症状。
夏璇心中充满愧疚，为过去和父亲的每一次争执而后悔。
2月16日，是全家人都忘不了的日子。那天夏建国发来信息告诉女儿：“不知怎么回事，全身上下都很难受。”
也是在这条消息之后，父女俩彻底失去联络。
（肺移植后，医护人员一起扶着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夏建国（化名）作站立训练。来源：医院供图）
第二天，医院就告诉夏璇，夏建国已经上了有创呼吸机不能再说话了。
又过了两天，呼吸机也无法维持夏建国的血氧饱和度，于是上了ECMO（体外膜肺氧合，一种昂贵的生命支持治疗方式，帮助可逆的心肺功能不全患者度过危险期）。
“我很感激，医院当时只有两台这个机器，医生给我爸爸用了一台。”夏璇得知，医院住了近两个月，要被医院。在和父亲失去联系后，只能和主管医生联系。医院的通知短信，总在凌晨三四点发来，她知道，那时医护人员刚刚忙完。
在武汉支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系主任罗凤鸣,医院三个ICU病房的组长，他想在仪器拖住的时间里寻找转机，让夏建国活。
“肺不行，别的器官还行，那换个肺，行不行？”4月上旬，医院胸外科林慧庆医生见到了夏建国，她想通过仪器数值、病案资料和医护人员的讲述，初步判断患者有没有条件“换肺”。
“要不要做肺移植？和家人一起商量一下吧！”
4月18日，医院医生的电话，做肺移植还有1%的希望，不做就真的没救了。
此前，中国已经完成4例新冠患者肺移植手术，有患者术后成功脱离ECMO。
“和家人商量后，我们决定做。虽然爸爸从前告诉我，一旦生病，不要上呼吸机，但是现在不仅仅是呼吸机和ECMO，还要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了。我在心里默念无数次对不起，然后替爸爸作了决定。”
夏璇说：我想让爸爸回来。
“肺移植后，爸爸的ECMO就撤掉了。”几个月中，夏建国的各种感染一直在反复，在和主管医生为数不多的交流里，夏璇知道，在爸爸做肺移植的那天，全国肺移植大专家陈静瑜专门到了武汉，医院林慧庆医生等肺移植国家专家组团队以及胸外科、心外科、麻醉科等多学科专家历经6个多小时，才顺利完成了爸爸的双肺移植手术，在此之前，医院签字时做的术前沟通，那一屋子的人，也都是全国知名的“大专家”。
（疫情期间进驻武汉的八位重症专家。来源：人民日报）
沉睡中的夏建国后来才知道，“重症八仙”中，康焰、童朝晖、姜利、邱海波都曾站在他的病床前。为了救活他，几个月的时间，国家为他支付了三百多万的医疗费。
4月29日，医院主院继续接受治疗。由于长期卧床，夏建国经历了褥疮手术、肌肉康复等治疗，肺移植后的初期，夏建国从只能转动一侧眼球恢复到可以手捏橡胶球。
两个月后，在医护人员帮助下，夏建国终于可以走一段路了。夏璇也会给他发儿子的视频。等到核酸转阴、病情不断好转后，当看到久别医院，夏建国哭了出来。
（夏建国出院时，和医护人员痛哭相拥告别。来源：医院供图）
7月21日，医院门前挤满了人，他们手里都捧着鲜花。
这些鲜花的意义，是对重生的祝贺：因新冠肺炎导致肺部不可逆纤维化、接受湖北首例肺移植手术92天后，65岁的夏建国从医院重生出院，他也是当时全球首位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
所有人都以为，这一关，夏建国过了。
夏璇告诉记者，爸爸看到她的那一刻，手紧紧抓着她的衣服。虽然已经出院，但爸爸仍不能回家。
接下来,他要继医院进行3~6个月的抗感染和康复治疗。
“有一天，爸爸告诉我，那个给他做康复的马医生，在家里给他煮了一碗鸡蛋羹，喂他吃了。那是病榻前，我都没有做到的事儿。”说完，夏璇哭了起来。
夏璇说，在重新听到爸爸能说话的那一刻，她就知道，爸爸回来了。但是，医院医院后不久，夏建国因为移植并发症问题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但夏建国还是走了。
“很多人说人去世后会变成天上的星星，我不想爸爸变成星星，我想他回家。”
拿到父亲的遗物时，夏璇看到爸爸生前的手机里，存满了自己发过的短信，在无数个看得见短信的日子里，夏建国一定比夏璇更想熬过这一关。
“爸爸，这一关很难，很痛苦，但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爸爸？”
在那个阖家团圆的春节出门后，夏建国再也没能回家。
孙立春（化名）是一位87岁的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医院治疗康复回家。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对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直到有一天，听说父亲在雷神山的病床上因为在视频里没看见我，哭得像个孩子，才恍然明白，父亲其实是害怕的，他可能不怕死，但他怕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在孙立春痊愈出院后，儿子给他买了近9万块钱的新衣裳，其中就有他年轻时最喜欢但又舍不得买的皮夹克。
老人穿上新夹克，爱不释手。
一边照镜子一边嘟囔着，“别让你妈看见，又该唠叨……”
虽然新冠肺炎已经痊愈，但记忆力下降严重的孙立春忘了，他的老伴儿已经不在了。
这些变化，要从一年前说起。
中南二路的中南龙庭，是87岁的孙立春和老伴儿的家。
每每和老邻居说起他的四个儿子，老两口都满是骄傲。尽管四个儿子从小到大的履历街坊都已经倒背如流，但大家都知道，儿子，孙子，这是老人生活的奔头。
孙立春和大儿子家住楼上楼下，平时能有个照应。闲来无事，他喜欢到长江大桥下，和一群老伙计听戏，下棋。他常神秘地和孙子说：那是老武汉的“小天地”，你还不懂呢！
这一切美好，在悄无声息中被打破了。有一天，孙立春和老伴儿出现了呼吸急促。
在城市另一头的夏建国已经准备好拎着保鲜袋去隔离的那晚，孙医院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那时候的武汉人，命运看起来总是无比相似。
和夏建国一样，经过几天治疗，孙立春也丝毫不见好转。
2月11日，医院继续治疗。来自大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李艳霞副主任，医院辽宁医疗队专家组组长，同时也是孙立春所在的A13病区的主任，她对老爷子印象很深。
孙立春是李艳霞负责病区年龄最大的老人。因为病重根本迈不开腿，孙立春是被两名护士抬进病房的。
“当时父亲双肺受累面积超过50%，血氧饱和度不到90，有轻度呼吸衰竭，再加上其本身还有高血压和肺气肿，属于重症患者。”年12月23日，二儿子孙浩提起父亲被确诊时的状况，依然数次哽咽：当时觉得父亲“熬不过去了”。
对于活着，孙浩的发言权其实并不比父亲少。
年，孙浩被确诊前列腺癌，化疗6次，各种靶向药治疗，当时医生说，按照正常情况，可能最多还有2年生存期。
自觉看淡生死的孙浩，在父母医院后才明白，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家，有可能就是全家人围在一张桌子前，吃顿饭那么简单。但是在疫情下的武汉，这是很多家庭无法企及的奢侈。
从2月11日住院到2月末出院，孙立春和老伴儿成了“分居老人”。
在孙立春的恢复期，医疗队的中医还为他打造一人一方的中药汤剂，效果很理想。摆脱了嗜睡状态，身体不断好转，却有一天突然不吃饭了。
医护人员发现，孙立春常常沉默寡言，这些焦虑抑郁情绪，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对孩子们的惦记和想念。
“那段日子，家人都挤在一个手机屏幕面前，24小时等着铃声响起。可以和父亲视频，哪怕就是看看他，不说话。”为了减缓老人的抑郁，每次医护人员交班进到病房，都会用手机给孙浩发视频。
虽然和父亲的对话基本上每天都一样，但只要见到了，就觉得踏实了。
孙浩说，几十年来，从来没有那么认真的看过父亲的脸，但那半个多月中的每一天视频通话，让他恨不得记下父亲脸上的所有皱纹，虽然父亲的病号服样子没变，脸也没变，但他总在视频时下意识截下很多图，他说，那是和父亲的合影，等不到接视频的时间，他就会翻出相册，一遍遍地看，放大，又缩小，满脑子都是父亲年轻时到哪儿都领着他的样子。
（医院病房。）
“有一次视频父亲没看到我，哭的像个孩子，那时我才意识到，他这个得了癌症的儿子，竟也是他的支柱。”孙浩说，那次他才恍然明白，父亲的爱，从年轻时候的保护到年老时逢人便夸的骄傲，现在变成了病榻前怕丢人的恐惧。
已经19天了。
这是孙浩一直数着秒度过的日子。在医护人员照料下，2月末父母相继康复。因为病情不同，母亲继续留医院隔离观察，父亲被接到了社区的宾馆隔离。
知道父母核酸多次转阴后，他和两个弟弟一起，通过多层审批，穿上严格的防护服看望隔离中的父母。
“两个弟弟哭得像回到了孩提时的样子，看到母亲的时候，直接跪在了地上。”
也是那一刻，兄弟几个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比想象中更怕失去爸妈。
4月初，老两口完全康复后，被全家人接回了家，那时大哥一家三口也都康复出院。
孙浩觉得，这是一家人的新生。
但虽然新冠康复，孙浩还是不放心：这个病毒太狡猾了；医院的随访要求，孙浩从4月到现在，一直坚持每半个月带父亲做一次核酸。家里的核酸报告，摞了一沓。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把爸妈的老房子全部装修了一遍，所有家具家电都换成了新的。”但没想到的是，就在老房子装修好不久，年10月，陪伴了孙立春六十多年的老伴儿突然因为心脏病去世。
“母亲有十多年的心脏病史，虽然新冠康复了，但是身体大不如前。”母亲去世后，父亲孑然一身，每天闷不作声，一直阴郁着脸。
兄弟四个商量后，为父亲请来了护工，全程照顾起居。
孙浩每隔两天就去看父亲，父亲看起来还是像从前一样，常常说，活了近90年，早就看淡了生死，脸上也看不出有大悲痛。
考虑到自己癌症病情的不确定性，孙浩带着父亲一次买了近9万块钱的衣服，足足几十件，一年四季，从里到外。还一次性交足了几年的取暖费和水费电费。
“我怕我哪天走在了前面，会放心不下。”想到这些，一直笑着的孙浩眼泪瞬间掉下来：父亲年轻时最喜欢皮夹克，他这次专门买了一件。
那天傍晚，父亲从衣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叠好的皮夹克，穿好站在了镜子前，反复地转圈照着，一边咧着嘴笑一边说，别让你妈看见，要不然又该唠叨。
说完这些，87岁的孙立春安静了几秒，然后蹲在地上突然大哭：“要是你妈能看见，就好了。”
“我依然能考试第一名，但再也没有人能听出我上楼的脚步声了！”
2月的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道，晒湖小区北门对面的十字路口，有两家宾馆的门前一直人头攒动，和这个出奇寂静的城市看起来格格不入：那儿，住着上千个援鄂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记者和志愿者团队。
12月的这个十字路口，已经恢复了车水马龙。
10个月过去，没有人会把这个坐落在市中心的小区和“疫情重灾区”几个字联系在一起。
向洋（化名）一家就住在晒湖附近。
全家确诊但还没住院的那几天，连花清瘟胶囊和奥司他韦等药都开始限购，块钱只能买六片奥司他韦，每个家庭一次只能买两盒连花清瘟，为了把仅有的药发挥最大的性价比，全家人商量着，这些药得留给已经不能下床、不能进食的公公，双肺感染严重的向洋和女儿丹丹吃。
虽然生活看起来恢复如初了，但想到那段日子的艰难，向洋还是忍不住掉眼泪。
晒湖，是11岁小女孩丹丹居住了11年的家，医院收治的一千多名新冠感染者里唯一一个未成年患者。
(年2月20日，在武汉武昌方舱住院的丹丹在病床上对着镜头比耶。张武军/摄)
而这个家庭，曾经一家5口人全部感染。
“我家在五楼，只要我一上楼梯，爷爷就能听出是我的脚步声，然后放下手里的事儿，马上去做饭。”说起疫情后最大的改变，丹丹一点没思考犹豫，马上说了两个字：爷爷。
但是，爷爷不在了。
丹丹还是和从前一样，是学校里的升旗手，是成绩排年级前3名的好学生，也是民族舞特长班里最努力的那一个，但她觉得生活缺失了一块：她很想念爷爷。
“腊月二十七那天，爹爹突然说吃不下饭。”丹丹的妈妈向洋回忆，没有其他感冒症状，当时一点没觉得公公有可能是“那种病”。
说到“那种病”三个字时，向洋很用力地皱了皱眉头，这是很多康复家庭在提及新冠肺炎时的共有表情和情绪：不想再回忆了，但那些回忆从未消退半分。
又过了一周，83岁的公公就已经完全吃不下饭，丈夫也开始高烧，全家人立刻警觉了。
身高、体重多斤的公公被56岁的儿医院，直到2月6号，这个武昌铁路局退休、从前身体硬朗到看起来才70岁的老人，被确诊双肺重度感染，核酸阳性。
由于要回家等社区电话通知床位，家人又把老人抬回了家。
“拿到结果后我整个人都懵了，这一周以来都是我在照顾爹爹，连老人咽不下去的食物和呕吐物都是吐到我的身上。”向洋在回忆起家里第一个确诊患者出现时，眼神里依然满是慌张和恐惧，然后用很重的语气说：“现在就后悔没早点把孩子隔离起来。”
为了减少感染，向洋和丈夫商量，在三居室的家里给公公单独一间隔离，丹丹也单独一间隔离。
“自从那天，我再也没见到过爷爷。”丹丹回忆，一直到13号，爷爷被送走去住院，被救护人员抬着要出门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抬头的爷爷在出门那一刻紧紧抓着门框：他想再看一眼孙女。
重症患者的传染力，全家人都不敢想象，哪怕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向洋都不能冒险让丹丹去见爷爷。
“我听到外面的人医院，我也在房间里哭着砸门，舍不得爷爷。”丹丹说，后来妈妈告诉她，那天，爷爷一直呜呜呜地说不出话指着她的房间。那也是仅有的一次可能见到爷爷的最后一面。
接下来的几天，全家人陆续被确诊。医院治疗时，一天夜里的凌晨三点，丹丹一家接到医院的“老人去世了。”
向洋回忆起，前一天夜里，丹丹半夜突然哭了起来，说梦见爷爷了，第二天爷爷就真的走了，或许是爷孙俩冥冥中的心灵感应。
在向洋结婚的12年里，因为有公公，作为儿媳的她从没做过饭，因为工作忙，平时连衣服都是公公洗完叠好，而在接到去世通知的那一刻，向洋知道，这个一直把自己当亲女儿看待的老人，就这么和全家人分开了。
“每次放学回家都还觉得爷爷在做饭，他每天都会说一句‘我一听上楼声，就知道是我孙女回来了’！然后边炒菜边笑。”丹丹说，一切都回来了，但爷爷不在了。
“爹爹医院后，婆婆也作为患者和家属被安排到了同一间病房，那天是2月13号。”
2月6号公公被第一个确诊到住院的七天里，全家人的状态都只有一个字：等。
疫情初期，因为没有床位，确诊患者只能拿着核酸检验报告去社区报备，医院报备，只要一有床位，社区会直接到家里去接人。
“总有邻居凌晨两三点被接走，所以自2月6号起，我们就为公公婆婆准备好了所有必需品，那七天，除了孩子，家里的四个成年人都是一整夜地坐着守着手机，生怕错过电话。”回忆起等床位的日子，向洋摘下眼镜擦着眼泪说，那不是床位，是生的希望。
在医院后，医院住院的通知。
“正常来说，丹医院的，医院床位也紧张，我就求着社区，医院求情，我要和女儿在一起。”知道丹丹的情况后，医院向洋床位片区的医生王俊立刻安排了相邻的床位给这对母女。
（年2月20日，感染新冠肺炎的妈妈和丹丹是邻床的“病友”。张武军/摄)
年12月23号，再次提起这对母女时，王俊回忆说：“当时知道有一个11岁的孩子住了进来，我们整个临时办公区都跟着揪心：这家人全部感染了，老人也已经去世了。”
医院患者临时党支部书记，张兵也一直记得这对母女：“当时整个方舱就这么一个小孩，大家都盼着孩子能尽快好起来。”
成年患者和儿童患者的给药剂量和治疗方式都不一样，为了不让过量的药物对孩子成长造成影响，有更科学的医治，武昌方医院调来了文川医生，反复对比孩子的CT结果后，专门给丹丹制定了和其他患者不一样的治疗方案。
为了增强免疫力，文川告诉丹丹和妈妈，必须把牛奶当水喝。但是当时物资匮乏，每天每个患者大多数都是分到1~2盒牛奶，作为整个方舱唯一一个未成年患者，丹丹床头的牛奶，经常比书还要高。
“一些医护会把自己的牛奶省下来，交班进舱的时候带给丹丹，还有一些同在方舱里治疗的患者，会主动把自己每天分到的一盒牛奶让出来。”向洋说，不到10天，丹丹就核酸转阴，那是从小到大，丹丹第一次把牛奶当水喝，每天喝五六盒牛奶。
那些日子，大家都在方舱里穿着睡衣，有两个老人会习惯性地捧着自己的那盒牛奶，看着丹丹喝完。
“医院里的第二批患者，住进去时，床上用品，洗漱用品，包括睡觉用的眼罩耳塞都是准备好的。”那段不到20天的时间，是向洋和丹丹最煎熬但也最感恩的日子。
因为症状轻，丹丹在住院后第8天就康复了。但回家也没有人照顾，当时床位也没有最初那么紧张，医院同医院，等妈妈痊愈一起回家隔离。
“后来加上去核酸转阴后在大学宿舍的隔离，我们全家被国家养了近50天。”向洋说，不管是隔离还是住院，全家人一分钱都没付过。
今年4月，丹丹母女终于在社区隔离点隔离结束，回到了很久没回过的家。
“出院后，除了孩子，婆婆和我还有丈夫，明显感觉身体不如从前了。”向洋说，现在自己和丈夫只要走路过快、干一些需要力气的活儿，都会觉得呼吸速度跟不上，喘不上气只能马上坐下歇着。一直有慢性病的婆婆，虽然新冠康复，但是身体问题越来越多，医院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全身哪儿都不舒服。
年9月到10月，全国中小学生开始陆续返校，丹丹还被邀请到了央视《开学第一课》录制现场，提起第一次上电视的经历，丹丹没有想象中激动：“我怕同学看见我，不想大家都知道我生过病。”
提到方舱和隔离，如今已经开学近半年的丹丹没有丝毫痛苦，而是笑着说，那时候早饭都有牛奶鸡蛋，每天中午都是四菜一汤，那些大虾都是平时妈妈都舍不得买的。“还有特别大的蛇果，平时圣诞季家里才会买。”
（年10月，丹丹已经升学到六年级，成绩依然名列前茅。张武军/摄）
如今，丹丹举着一份密密麻麻的课程表说，平时上课，周末和法定假日也有课程，有民族舞，英语，她还在竞选6年级新一年的大队干部，还是学校里的升旗手，上次月考又是年级第二名……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丹丹会在刚进楼道时，回忆起“家里的爷爷早就认出了自己的声音，放下报纸走进厨房”的片段；也许在某一天，某张语文试卷里会被问到“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她会说：自己没能见到爷爷最后一面。
“从前爷爷总爱和我讲他年轻时候做过的超级酷的事儿，很多事儿他都讲了几十次了，但每次，我都有认真在听。”这是丹丹最怀念的一件事。
4月13号，夏璇曾在一条讲述“人去世后变成星星守护爱的人”的视频里，写过这样一条评论：“我爸爸仍在重症，我想要爸爸回家，我想他看到武汉的春天，不想他变成星星，爸爸平安归来。”
这条评论有条赞，多条评论，但再多的祈祷和祝福，都没能让夏建国回家看看。
“化疗太痛苦了，后来吃各种靶向药，血压高得去过好几次急诊。父母感染新冠后，我突然怕死了。”孙浩在父亲出院后，一口口地喂父亲吃西瓜，“妈走了，爸还在，希望他记得我，久一点。”
“方舱里的日子，其实每天夜里都悄悄流眼泪。不知道想到什么，就是控制不住。”向洋在时隔10个月后再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还是会忍不住眼泪，还好，她最怕失去的，留住了。
这些悲恸，其实是整个武汉的缩影，是年这个被“冠名”为疫情的时代，给平凡又坚强的家庭留下的疤。
希望一直在。
就像丹丹在方舱的病床前的小桌子里，有书包和课本，如今家里依然书声琅琅；
就像孙立春的记忆虽然在慢慢消退，但穿着新衣服去大桥下看棋的时候，还是满眼骄傲地说，看，皮夹克是儿子买的！那笑声，是沿着长江水会被续写和铭记的孝道；
也像夏璇终究没能留住爸爸，但儿子却在一天天长大，也许会在某一个午后，突然温柔地躺在妈妈怀里说，外公不在了，换我和爸爸继续爱你。
在这些大悲痛和大苦难过后，我们都学会了珍惜，每一个人，每一个明天。
“在我心中，爸爸是超级英雄。”自从夏建国确诊感染到离开，夏璇的朋友圈背景就一直是这句话。
爸爸变成了星星，他一直在守护你，一秒都不曾离开。
注：
1.夏璇在父亲出院第二天接受采访，父亲去世后不再接受对外发声，医院医务人员透露；
2.孙立春如今状态较好，12月22日，作者最后一次联系儿子孙浩授权发布救助历程和目前状态；
3.方舱女孩丹丹和妈妈在今年10月6号接受作者采访，授权发布；
4.每一个因疫情受伤的家庭都在用时间抚平伤口，不希望外界的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