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可他又说，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
迪迪脸上灿烂的笑勾起我初恋的记忆，这是这个季节最美丽的笑，可她的美丽是因为我的失落。
我躺有床上，看天空中流动的云朵。这几天，我曾碰见过迪迪几回。我们只是点头招呼。我们举止得体，动作矜持。我没去四楼找她。虽然我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个和她套近乎的借口。我是一个病人。我来这儿是为逃避，而不是来寻找。
我总认为，像我这样的男人，已经熟知了女人。她们没有太多让我激动的东西。这样的想法后来在课堂得到了纠正，说实在的，我已经记不清上什么课。教授迟到，因为堵车。那教授的第一句话很吓人，黑格尔的“熟知非真知。”教授拿支粉笔去黑板上板书，可突然间，“熟”字不会写了。
老教授站在讲台上犯傻，一脸尴尬。台下笑倒一大片，可是，仔细想想，觉得老教授的行为恰好验证了“熟知非真知”这句话。
有一天晚上，迪迪突然来访。访问的方式和别的女人相似。四楼的女厕所紧张，人满为患，一到晚上，拎着盆、提着裤子的女学员簇拥在走廊里。一部分就分流到三楼来用厕。迪迪完厕后，从我们门前经过，恰好门敞着，她就很自然地走了进来。
“嗨。卞，你们好。”
迪迪的来访引起一阵慌乱。石渠正伏在桌上写信，慌忙将信塞进抽屉，给迪迪端椅子。克郎正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百无聊赖。他连忙开柜子拿茶叶。当时，我正坐在床椽想着怎样找一个恰当的借口和迪迪约会。她突然走进来，反倒吓我一跳。意念确切具有一种魔力。迪迪是第一个拜访的女生，而且在这群女作家中，矮子里拨将军，她也算是个次品美人。
石渠扯开嗓门说：“欢迎。你是不速之客，第一个拜访的女孩。请坐。”他腾出的椅子摆在他桌子的对面，想达到和迪迪单独面对面会晤的效果。自从我住进，还从未听过石渠讲话的嗓门有这么高。
克郎把茉莉花茶沫递到迪迪手中，让迪迪闻，说喷香，这是今年的新茶。石渠一咕哝翻身爬到床上，开柜子拿桔子。大块头笨拙得象头熊。我觉得他们客气的有点过头。过头的热情反而让迪迪觉得自在，脸涨得彤红。她一不小心，把茶水泼在桌上。
我赶忙拿抹布。大家手忙脚乱一气，等到安定下来，却又沉默的令人尴尬。迪迪坐在中央。我们紧紧围坐在四周，像审犯人似的，可谁也不先开口说话，最后还是石渠耐不住，问：
“小姐是哪里人？”
“海宁。”
“今年多大啦？”
“你看呢？”
“让我看啊，也就十六、七岁。”
“你真逗，实话说吧。我已经二十二啦。”
“我不信。你看起来像一个小天使。你家姐妹几个？”
“两个。我有一个哥哥。”
“工作了吗？”
“当教师。”
“教师挺好的，我也是教师出身，不过现在从政啦。”
克郎插话说：“石渠是乡长。”
“乡长管什么用？”石渠谦虚道，“我是来向同学们学习的，向迪迪学习。迪迪，你父母干什么工作？”
迪迪笑着，没有回答。
迪迪的笑脸让我产生出一种是似而非的喜欢。她似乎厌倦石渠这种步步紧逼式的追问。她微笑着，不动声色地挪动椅子的位置，使身体正面朝向我。石渠竟傻乎乎没有觉察这种细微的变化，开始向迪迪自吹自擂起来。
“乡长算个球。我大学毕业后，当过几年老师。上面提我当乡长，我不想钻营，要钻营县长早轮上。我来上学，没要单位一分钱。我喜欢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石渠吹得正起劲，却发现迪迪竟然没有听，和我小声议论起另一话题。说她昨天去美术馆看了西班牙画展。石渠脸色顿时胀得跟猪肝似的。他把音量又提高了几分，说：
“卞，你在这里学习，你老婆在家可想你啦。”
迪迪听到这句话，那个西班牙的话题也就戛然而止。克郎在一旁“嘿嘿嘿”地傻笑。我想克郎也听出名堂了。
石渠继续说：“迪迪，我今年四十五岁啦，可以当你父辈，也可以当你老大哥。在这儿，我提醒你，什么人都有。精神病，流窜犯，小偷，花痞，上几届就出过不少事，公安局也经常光顾。你还小啊，我是个老党员，你要是看得起我，大事小事我替你把把舵。”
迪迪站起来，说“谢谢。我有事先走啦。拜拜。”迪迪笑眯眯地出了门。
迪迪刚走，石渠就给我们扔烟。
克郎说：“石渠，你平日闷屁没有一个，今天的嗓门特高。”
“吃了牛卵子。”我说。
石渠嘿嘿傻笑，从抽屉拿出信纸继续写信。
克郎说：“石渠嗓门太高，把迪迪吓跑了，而且说话也没水平，和女孩子在一起，不该打听人家年龄。你别看你当了乡长，这个你得跟我学。”
石渠傻笑着，一脸憨相。他站起来，出门撒尿，逃避批评。
克郎压低嗓门说：“石渠闷骚。夜里磨牙的人精神上受过打击。据我观察，迪迪是冲着你来的。我们宿舍要形成制度、回避制度。假如某个女孩找谁，其它人要回避。你知道他们上届怎么搞？日光灯开着，表示平安无事；日光灯关掉，只开台灯，就说明里面正搞着呢。”
“对，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克郎拍拍我肩膀，嬉皮笑脸地凑上来说：“告诉你一个秘密，迪迪可能还是个处女。那天跳舞，我发现她不会跳舞。这说明什么？说明她是保守型。或许迪迪是我们班上唯一的一个处女。”
“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个处女。这事太缺德，可不能毁在我手中。二十一世纪的人民不会放过我。”
“现在我也看中一个，你可要替我保密。她的绰号不好听，嘴长的不好看，其它一流，哈蟆嘴。”
“嗯。你们俩还真般配。一个鲢鱼嘴，一个哈蟆嘴。”
“不过要防着石渠。我有你有他没有。他是吃官饭的，心理不平衡，就会瞎捣蛋。”
“等石渠进来，我们佯装给他介绍一个，考验考验他。”
过了一会儿，石渠拎着裤子进来。克郎嚷道：“石渠。你这么大的块头，我们给你找个情人吧。”
“我有。”石渠的话吓我们一跳。
“吹牛伤身体。”克郎说。
“我不吹牛。”石渠严肃地说，“我们家乡有好些人在膨城打工。过两天就有一个来看我。她在工程队当会计。还有几个，我正准备给她们写信。”
“你这不是情人，是姘头。”我说。
石渠点支烟，反驳道：“姘头、情人，对我来说一个样。”
那天晚上，经过这么一闹腾，我心情愉快，很快进入梦乡。这是我到文学院来后睡得最香甜的一个夜晚。
我这个人平日总爱和自己过不去，头脑里条条框框多。我和克郎在一块，胡说八道，倒觉得轻松，有一种放纵后的轻松。夜里，又作梦了，身体轻飘飘的像浮在海上……
一个周未的傍晚。我在校门口散步。迪迪微笑着走来。我面对这张笑脸，和多年前表现的略有不同。那时的我忧愁，彷徨，有一种语言无法说的苦痛。而现在，我觉得很轻松，迎上前。
“迪迪。我们逛街吧，去吧吧街好吗？”
“好啊！”迪迪脸上挂着惊喜，好像对我的邀请期待已久。
多年以前，我面对那张笑脸，主动发出邀请，也许一切都会改变。我们和女孩子初次约会时，内心曾经历过那种自虐式的折磨。这一切像一个情感的巨大的蓄水池，水蓄得越多，崩溃时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大。
我和迪迪在校门口拦一辆黄面的，车子沿着泥泞街颠簸着北行一段路后上了一条柏油马路。大面曾指着膨城地图告诉我，赤道广场附近有条吧吧街，那儿集中许许多多的酒吧。环境优雅，风格别致，碰巧还能碰见大腕、名人的聚会。
傍晚正是车辆高峰期，堵车面的不停地揿喇叭“妈的妈的”。一到堵车，我就心疼，条件反射似的。我和迪迪紧挨着坐在后排的软椅上。因为靠得近，而且是初次约会，我们尽量避免瞪着眼睛打量对方，那样不够风雅。我们只是看着窗外，看着窗外流动的风景，看着那些过日子的人，一张张切合实际，表情单一，按部就班的面孔。我们虽然看着窗外，但心却在探测着对方，像爬虫的触角，显得谨慎小心。
我本来想找一个适当的话题，后来还是决定把所有的话题留在酒吧里。我们的话题肯定不俗，是一些崇高而赋于幻想的话题。在噪杂的马路上，颠簸的车子里，谈这样的话题是一种浪费，和环境不谐调，弄不好这种阳春白雪的话题会无意间刺伤那开车的下里巴人的心。
我们默默无言，但能感觉到我们正用嗅觉和听觉相互打量对方。
我从迪迪身上嗅到芳香，一股从汗腺里分泌出的淡淡的紫罗兰的花香，从她的腋下散发出细微的酸涩的汗味。处女特有的标志。酸涩的汗味包裹着淡乳的甜味。而成熟的女性是乳味包裹酸涩的汗味。这是花蕾和盛开的花朵之间的区别。处女的酸涩汗味是抵卸异性的一种武器，一当她们成为异性的俘虏，被男人征服和占有，这种酸涩味就会变化成一种甜甜腻腻的油味。
我品味气味的同时，侧耳倾听，短而急促的喘息，而这种喘息被胸腔压迫着，试图转化成绵长而平稳的呼吸，这种强制性转变造成节律上的紊乱，使一个人的呼吸不自然。你只能在细心倾听时才能感受到。这种处女面临决择时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呼吸方式。
面的驶到赤道广场附近的一个岔路口，司机把我们撵下车，说吧吧街到了，车不能再往前开，前面车辆管制。我们下车，一脚踏在路牙上。此时，夜色笼罩着这座城市。
吧吧街两旁布满酒吧、茶吧、网吧、氧吧、啡吧、书吧、脚吧等。暗淡的灯光从吧屋的彩玻里映出，增添出一种迷幻的色调；轻柔的乐曲漂洒在人行道上，如同飘洒出的粒粒清凉的雨珠。两排水桶粗的法国梧桐的浓荫覆盖住街面，一片一片手掌大的叶片在微风中颤动，唿扇唿扇，趋散白日里的渲闹和燥热。这是一块静谧的场所，人们来这儿寻找时间，寻找失落的世界。
我选择了一个叫着丹东的吧屋。有一副名画叫《丹东之死》：丹东拿着一封信，优雅地死在浴盆里。丹东酒吧的门很窄，门厅往地下倾斜，房屋是由圆木钉成，低矮，像是受到地心的引力向下坍塌。我们走进去，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人像趴在地上，符合人的穴居心理。
我捡了个靠窗口的位置。那窗户半截埋在地下。我们从上半截可以看见人行道上行人的脚。《丹东之死》的画就挂在我们坐的位置的上方，是一幅伪劣的复制品。我看看墙上的石英钟，时间晚上8点，昼夜交替的时分，许多夜游动物还未出笼呢。酒吧里只坐着我们。我邀了两杯冰柠檬茶和一拼盘的时令瓜果。瓜果被精巧地垒成一艘扬帆的船，搁在桌子中央。四周墙上还挂着印象派画家莫奈的《草地野餐》、塞尚的《塞纳河畔》、高更的《塔希堤女人》、凡高的《星空》……
屋子里的桌椅像是幼稚园里的彩色积木拼搭组装，简洁、朴素。一支小提琴曲虚无漂渺地回荡在屋子里，优美的旋律，像从水面上，从云朵中飘来……突然间，我不知身在何处？
行活在别处。
我等待着，好像等待一个什么人，决不是此刻坐在我对面的女孩。我仔细打量眼前单薄像纸片似的女孩。我担心一阵风会把她刮走。迪迪戴着一副绣琅近视眼镜，透过哈蟆状的薄薄的镜片，看得见像两尾小鱼游动似的眼睛。乌黑的头发从两侧披落下来，落在臂上，额头处现出人字形屋脊。大概初次约会紧张的缘故，她嘴唇紧闭，笑容勉强，手撂在大腿上，两腿夹得紧紧的，内八字似的封闭着。
她坐在我对面，腰杆挺得笔直，保持着一种良好坐姿。上身是粉红色的衬衫，一条灰色的牛仔吊带裤，白袜子，白球鞋，雪白的小手，雪白的颈项，让我觉得心情愉快，觉得四周的环境很干净，一尘不染的茶色玻璃，褐色的桌面。灯光的橙红，柠檬茶的橙黄……
她用吸管搅动柠檬茶，忽然打了一个喷嚏。她设法用手捂住口，已经来不及了，一股夹带着橙黄柠檬茶的吐沫喷射出来，像细细的雨雾洒在桌上。这个响亮的喷嚏来的太突然，可能是柠檬液进入她的肠胃引起不适。
迪迪十分尴尬，手捂住嘴，红着脸。
“你不喜欢柠檬茶？”我替她找下台的台阶。
“嗯。”迪迪点点头，顺水推舟，归罪于10块钱一杯的橙黄色的液体。
这样，我只得给她换一杯麦斯威尔咖啡。迪迪起身去盥洗间，回来后，显得羞赧、局促不安。我想找一个话题，安慰一下眼前这个局促不安的倾听者，可她的态度让我失去寻找话题的兴趣。我沉默着，或许沉默更适合四周的氛围，香郁和静谧，在沉默中倾听吧台处飘来的轻柔的乐曲。好的心情像在冰面上滑行。脑子里浮现冰上芭蕾优美的舞姿。
迪迪似乎不适应这种沉默，她说话了，捡她擅长的说。她谈论起绘画。记得上回她去我们宿舍，就曾和我谈起她去美术馆看西班牙画展，她懂得什么是热抽象绘画，什么是冷抽象绘画。她指着墙上的《丹东之死》说：
“你看。这人的痛苦表现的淋漓尽致。他手中拿着情书，他被他心上人回绝了，他病倒在床上。他头上裹着绷带，很难判断是男是女……”
我打断她的话，说：“这是罗丹画的《丹东之死》，画中人物丹东，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领袖。他后来和罗伯斯庇尔分道扬镳。他手中拿的可不是情书，而是夹着子弹的恐吓信。他是泡在浴缸里，而不是躺在床上。他头上裹的不是绷带，是浴巾……”
“我对古典绘画不太懂。”迪迪脸红得象一块抹布。
迪迪说完这句话后，就铁板一块的沉默，一种死寂。无论我说什么，她甚至都不哼一下。一对情侣偎倚着走进来，坐在我们邻座。等到端饮料的小姐一离开，他们就搂抱在一起，在黑暗里相互焊接。在别人的拥抱里，我们压抑的透不过气来。
我觉得头脑里的许多高尚话题，此刻，竟莫名其妙地消失。迪迪的脑袋里也一定装着不少话题，可那个可恶的喷嚏。所有的话题全被喷嚏给打跑了。
我想此刻迪迪的思维还没能走出那个喷嚏，她还依旧处在那个喷嚏所带来的尴尬和窘迫中。人有时软弱到竟然被一个喷嚏击倒。
我提议出去走走，这样或许会忘记那个喷嚏。
我们走出丹东酒吧，从那场轰轰烈烈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中走了出来。迪迪来到街上，顿时欢快起来。我也觉得轻松，或许这样，我们更接近于一种自然状态。我们的灵魂还没有深入到非得去地下酒吧倾诉的程度。
迪迪在前面欢快地蹦蹦跳跳，像一头小鹿。她一会儿蹦到路牙上，走平衡木；一会儿跑到草坪上，采撷一朵小花；一会儿扬起脸，对着瓦兰的天空中一轮朗月哼“十五的月亮……”
我跟在她后面，彳亍独行。我想，我老了。
迪迪跑来，牵着我的手，掌心传来一阵温热的肉感，一只柔若无骨的小手。我心中窃喜，另一只手抄向她的腰间。她轻捷地躲闪一旁，做了个鬼脸，跑到前面一根电灯柱下，将身体藏在柱子后边。
我笑着说：“一叶障目。”我们的脚步渐渐变得默契，手牵着手，像一对偷偷摸摸谈恋爱的中学生，在这个城市里晃荡。沿街的路灯、店铺、行人、车辆也一同晃荡起来，如同荡漾在秋千上。
一个老太婆从黑暗处闪现出来，挡住我们的去路。一条黑披巾遮住半个面孔，伸出麻疯病人的手，手里拿着一支盛开的红玫瑰。老太婆像神话传说里的巫婆，从地底下坟墓里钻出来。
她乞求道：“买一支红玫瑰吧，年轻人。”
我买下这支带血的红玫瑰，老巫婆也随即消失。迪迪拿着这支我给她的玫瑰，高兴地说：“啊！红玫瑰。玫瑰花象征爱情！”
我们沿着人行道走到一立交桥下。上行和下行的道路中央，有一条塔松林带，无数重迭在一起的墨绿色的三角形，组成一个沉闷的不透明的大背景。背景的纵深层，一张张红漆剥落的长椅，像拼凑起来的阶梯。大多数的长椅空着，几个疲惫的行人坐在上面歇息，形成几个黑色的斑点。时常有车辆从桥上经过，马达的声波向高处传播，这里倒也显得相对地安静。
这是一块给都市恋人开辟出来的露天公园，可今天的恋人全去逛商店，唱卡拉ＯＫ，泡吧吧街了，跑到闹哄哄的地方去了。今天的红色恋人们不甘寂寞，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接吻，喜欢煽情，喜欢当街展示他们的臀部和兜里的钱包。
情人角成了一个死角，荒芜着，给一些日暮西山的老人垂吊和回忆。
我不是那种追求时尚的人。我来到这里，想找回初恋。我老了，像公园长椅上的老人，在回忆中去幻想。荒芜的情人角在我的心中复活，我明白它想说的话。
我在草坪上坐下来。迪迪在我周围蹦来蹦去，展示她的天真活泼。
“迪迪。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人造公园。”
“情人角。”
“情人角？怎么不见情人了？”
“唱卡拉ＯＫ去了。”
“总有沙巴嗓子不唱卡拉ＯＫ的吧？”
“全世界就我们俩。”
“我们可不是情人。我们是一般的同学关系。”
“迪迪，你蹦来蹦去像什么？”
“说好听的像蝴蝶，说难听的像蜢蚱。”
“像蜻蜓。”
“为什么？”
“比蝴蝶轻盈，比蜢蚱美丽。”
迪迪坐到我旁边，说：“你花言巧语，挺会讨女孩子喜欢。你是一个情场老手，是吗？”
我笑着点点头。
“哼，我就猜出来了。”
这时，我忽然发现，我和迪迪之间其实无话可说。我们的谈话危机四伏。譬如我问迪迪有男朋友吗？迪迪问我结过婚吗？谈恋爱像剥大蒜，一层一层地去撕开面具，直到最后，那颗稚嫩的蒜芯呈现出来，而那是最薄弱最易流血的心脏。
我沉默了，与异性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幸好迪迪说起另外的话题。
“你瞧，今天的月亮多圆。今天是阴历八月十六。昨天是八月十五，夜里我们全跑出来看月全食。他们说今年是个灾年，兆头不好，先是日食，又是月食，而且年份是大数字，九七年，九八年，九九年……你相信天命吗？”
“有时信，但信的不彻底。”
“我们四楼好几个女生都哭了。白玫瑰、雪梨花，她们每回看到十五的月亮，就哭。我也想哭，但没哭出来。”
“我喜欢看你笑，可不喜欢看你哭。”我趁机揽住迪迪的腰，轻轻刮了她一个鼻子。
我触到迪迪腰间时，感觉她触电似的一颤，随后沉默着低下头，在月光下，她脸上涌起一阵阵红潮。我想起老舍说的一句话，“一个女人的脸红胜过一大片情话。”
“让我吻你一下好吗？”我在她耳畔低语。
迪迪似乎对我这句话没多大的反应。她只是两手抱成环状，像一个环状山脉，手掌背护住面颊。这既可以看着对我的要求的羞涩的拒绝，又可以理解为温柔地遮挡住面颊上涌现的一阵阵红潮。从迪迪的背部望去，她细长洁白的颈项，在月光下呈现出苍白的色质。这景像如一幅日本的浮世绘。我看着这细长的冷冷的柔柔的雪的呈现，明白日本民族为什么以女人的颈项是最美的部位。我想，日本人大概都是以我这种坐姿去观赏女人，而女人也多以迪迪的坐姿迎接观赏的目光。只有这种裸露的细长的颈项的侧影才能充分体现出女性的羞涩和温柔。
月光和颈项使我冲动，使我失去了自制力，或者说月光使我恢复到人的自然属性。我倾俯上前，在迪迪的颈项上吻了一下。迪迪条件反射地扭头，目光好似透过一层薄雾，斜睨着我。她目光似水，漂忽荡漾，清纯而又明澈，单纯的美丽背后，隐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像一个宝藏。这其中有着我永远无法认识的东西。
她用玫瑰在我的掌心轻轻刺了一下，一阵轻微的刺痛。我的手心竟刺出血来。一朵带刺的红玫瑰。花也能成为一件锐利的武器。
迪迪看见我手心的小血珠，一惊，赶忙拿出手帕替我捂上，歉意的样子。她的两只小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真不好意思。”
“没什么。”
“时间很晚了，我们回学校吧。”
迪迪把我从草坪上拉起来。我们去马路上拦车。我记得在面的里，我又执着地吻了她一下。那一回，她没有拒决。本来我想做出更进一步的举动，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迪迪固然讨我喜欢，可她不是那种特别刺激欲望的女孩。她不性感，像一枚未成熟的毛桃。我压制住自己的欲望。我在迪迪这儿，只是想找回初恋，可是奇怪，如果爱情是一种病，我现在竟健壮得百病不侵。
我们走进校园。迪迪跑到花圃里，把那支带刺的红玫瑰插在土中。她说，也许这样，花儿能多存活几天。月光将这个夜晚妆扮得蒙蒙胧胧，迷迷幻幻，月光的甘霖滋润着这朵象征着爱情的红玫瑰。
我与迪迪分手时，她妩媚一笑，说祝我做个好梦。迪迪的笑总使我想到雯，想到多年以前让我害了一场热病的女孩。这种不朽的单相思是谁也替代不了的。
那天夜里，在一个少女的祝福里，我如愿以偿地作了一个美梦。我梦见我骑着骆驼，来到一块明亮的如一面镜子的湖边。夜晚，我在一个山坡的高处，月亮从山底下发散出一团团潮湿的光线。这是湖水产生的倒影，水柔软地弥漫在四周，月光是潮湿的，如同女性体内那种不可思议的潮湿……。我听见潮汐撞击礁石和沙滩的声音……有两个身体在迷惘中沉沦……
我睁开眼，一时间竟不知身在何处？
月光从窗口冷冷地照进屋里，照着我半截裸露的汗泠泠的身子。我爬起来，走到窗口，从四楼传来咯叽咯叽的响声和天那、天那、天那的呓语……
６
自从那天晚上我和迪迪分手后，有两天没有见到她的人影。她好像从校园里消失。我猜，她一定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少女的自我封闭。我对从迪迪那里找回初恋的感觉显得信心不足。
这两天没看见迪迪，没看见镶在迪迪面孔上的微笑，我依旧吃得香，睡得着。我还没有到为这个女孩彻夜难眠，辗转反侧的程度。我倒是希望能有人让我发一回烧。有人说作家自杀的方式有两百多种，作家恋爱是其中的一种。我很想体验一下这种自杀的滋味。
有几次我曾想去迪迪宿舍，找她聊天，但并不是迫不及待，而是出于无聊和寂寞。我们就这样玩猫腻，玩一种猫戏老鼠的游戏。
这两天我和迪迪虽然未碰面，但是每晚，我都去花圃里看那支红玫瑰。我们的红玫瑰潜伏在花丛中，既不张扬，也不畏惧，沉默地开放。月光洒在花瓣上，好像在施了一种魔法。我相信不久就会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在我的体内运转起来。
我坐在花棚底下，那地方很隐蔽，一簇簇葡萄藤从高处垂下，恰好遮住视线。
我每天到那里坐上一会儿，想点什么，有时什么也不想。我抬头看天空中运行着的一轮朗月。我奇怪地发现，月光在运行时会发出一种嗡嗡的振翅的声音。这声音只有在心静如止水时才能听见。
一天晚上，我看见恶人和小虎踏着月光归来。他们爬铁门进来，你能听见响亮的金属撞击声。小虎跑到蓝球场上，手扶水泥球架，大声沤吐。恶人发出一阵阵怪笑。恶人身高马大，体格健壮，可是他的笑就像一股强大的气流从一个针眼里挤出似的，像鸱鹗的啼叫，伴着尖锐刺耳的哨音。恶人的怪笑逐渐发展成狂啸。他用女人的尖嗓门说：
“还喝吗？跟我喝？再去弄一斤……”
小虎粗哑的声音。“喝，再喝，喝死你。哈哈哈”
一尖一粗的两种笑声极不谐调地混合在一块。后来，他们跳起舞来，身影在月光下东摇西晃。他们的舞姿像是攀着月光往上爬，手往空中乱抓一气，踮着脚尖。
恶人吟起诗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他们相互搀扶着，跌跌撞撞，跳着月光芭蕾走进城堡。那一刻，我多么羡慕他们啊。月光和酒使他们进入到一种奇特的状态中。
那天夜里，月光下，我还看见另外几位也早早进入状态。我呆在花棚下，在葡萄藤后面，像一个怀着阴暗心理的窥视者，观看着一幕幕月光下的露天话剧。剧场的舞台设在门厅。背景是那座阴郁沉默的五层大楼，一个中世纪的城堡。
骆驼出场，倚在门厅的水泥柱下，拿手机和什么人通话，后来她哭了。隐隐约约传来断断续续的抽泣声。
骆驼通完话，掏出手绢，擦干眼泪，狠劲地捏一把鼻涕，然后扭动骆驼般庞大的身躯，托住波霸式大乳房，自我欣赏一会儿，感觉良好，退场。从正门下。
野猪和善人出场，一前一后。野猪打扮的花枝招展，浓装艳抹，肩上挎一只坤包。夜半更深准备外出，出远门走亲戚似的。善人在门厅处徘徊、犹豫。
他们发生争执。先是野猪占上风。后是善人得势。我听见善人说：“你这么重，我托不出去。万一从铁门上摔下来，下面的计划全暴露，……”两人挽胳膊退场。
正门下。谢幕动作是野猪用拳头钉善人肩一下。
骆驼再次出场，大面鬼鬼祟祟跟着。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他们未曾在月光舞台上多兜留，只是作了个亮相，东张西望一会儿，就沿墙根退场。径直奔楼房后边杂物库去。那里没有月光，只有城堡投下的巨大而又沉重的阴影。
他们鬼鬼祟祟地出现，又鬼鬼祟祟地消失。楼房后边有一堵围墙，一个垃圾箱，还有一间简易木工房和一间配电房。那里能有什么？什么东西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我看不见月光舞台幕后发生的事，观众们只能发挥想象。
凌晨一点左右，一辆轿车开到校门口，揿喇叭。秃头传达懒洋洋出来打开铁门，从车上下来另一个秃头。一个秃头给另一个秃头递烟，塞东西，推拉客气一番。
车门打开，斜伸出一条腿，高根鞋落地的声音，孔雀得得得地走进院子。她在门口撩起裙子，做一孔雀开屏的姿势，屁股后边晃动着两盏亮晃晃的秃头。
画面有点淫秽。孔雀高挑个，胸部平坦，塞着两块海棉的假乳。她从远处走来，一字步，粉白的鼻尖儿翘得高高。她越过花棚时，职业习惯地望花丛中瞄一眼，然后登上月光舞台。在台上做一时装模特的亮相，退场。
我想难怪孔雀天天更换服装，原来有人喂着养着。
一天夜里，夜半更深。我忽然听见楼上传来女人的尖叫。我走到窗口，侧耳聆听，隔壁又喝醉酒了，发酒疯。恶人发出一阵阵女人似的尖笑，善人发出猪哼唧的沉重喘息。不知他们在闹什么鬼名堂？
整座大楼像潜伏着一种巨大的骚动。这是一个疯狂的梦幻之夜，月光念着巫咒，从敞开的窗户闯进屋里。
我披上衣服，去院子里走走。我希望能找到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找到的那份宁静、清谧的感觉。我走到花圃边，看我的红玫瑰，细细的枝条已经弯屈。它没有根，只是插在泥土里，象征着我们不牢固的爱情。四周的秋菊，像刨开的萝卜丝一样，盛放。
那天夜里，月亮很好，而我看到了这个悲情时代里令人心碎的一幕：
一个瘦弱的小躯体在爬门。他动作迟顿、乏力。小躯体已经跨进铁门内侧，咣铛一声，摔落下来。那人一个屁股墩坐到水泥地上，发出“噗”的响声，很响，像一袋米从楼上扔下来发出的闷响。我想，一定摔得很重。那人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这时，传达室的窗户打开，里边传出一声斥骂。
那人坚持着爬起来，艰难地活动腿脚，对传达室里说：“别撵我走，我有钱了。”他说的话有点文不对题。我借助远处门厅的灯光，终于看清那人的面孔。这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是流浪诗人。
我第一次见到流浪诗人在。我进去的时候，流浪诗人正慷慨陈辞。善人和恶人一脸虔诚地聆听，两张善恶分明的脸显得特别中庸起来。善人悄悄告诉我，流浪诗人是上一届的学员，不搞诗歌的人不知道他。他在诗歌界的地位就相当于李嘉诚在香港工商界的地位。全国各大诗刊经常发他的组诗，开展关于他诗歌的讨论。他不属于任何诗界帮派小团体，有点儿金庸小说中独行侠的味道……有几次，在谈论诗歌的课堂上，我也听专家学者们提到流浪诗人的名字。
那几天，恶人和善人天天请流浪诗人渴酒，故意避开我们。大约喝了一个礼拜。一次，流浪诗人自己闯来要饭吃。他还特别在校门口买三瓶啤酒。我恰好经过那里，见流浪诗人欠人家1元钱，就把一本书押在店里。后来，对流浪诗人突然冷淡起来。有一回，我在五楼大教室，见流浪诗人站在门口。我问他找谁。他说找恶人。晚上我碰到恶人从出来小便，就告诉他流浪诗人正在四处找他。恶人冷冷地说，你再见到他就说我们不在。第二天，有女生反映，说一要饭的，还称会写诗，夜里就睡在五楼教室，把桌子拼起当床。班上还有人说流浪诗人夜里睡在顶楼的水箱上，蛮怕人的。女生夜里已经不敢出来解溲了。这事一直反映到方老头那里。
东北虎咆啸着，什么写诗的？我见多啦，撵走撵走。流浪诗人在校园里消失了。可今天晚上，他重新出现，翻铁门进来。这一交摔得惨。
这儿是流浪诗人的母校。他对这儿很熟悉，也很有感情。他走进花圃，瞥了我一眼，也没招呼，就绕着花圃走圈子，头昂着，望望天上的月亮，开始唱歌。歌声嘹亮，边走边唱。一种目空一切，只有歌唱的样子。
流浪诗人歌唱得不见得好，但却很投入。他是从《红莓花儿开》开始唱，有《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鸽子》、《草原之夜》、《大阪城的姑娘》、《一无所有》……那一夜，他大约唱了60多首，嗓子都唱哑，还在唱。
我奇怪，这么多首歌，他竟然词儿全记得，这真是个天才。那一夜，好像是他举办的月光之夜个人独唱音乐会。我看见城堡里不住地有人打开窗户，有人探出脑袋，传来说话声：
“这是谁？”
“神经病。”
“他妈的写诗的可能真有神经病。”
“深更半夜不睡觉，叫人把他撵出去。”
“唉，你们来看，这呆子歌唱得还不错呢，竟然歌词全记得。”
“恶人，快来呀，你的朋友在唱歌。”
楼上不时还有人唱上两句应和，有人往这儿泼水，大概是洗脚水，好在距离远。
流浪诗人依旧专心地唱他的歌，好像一切全没发生。后来他像实在发不出声来，喉咙里发出撕牛皮纸的声音，才停止夜莺的歌唱。流浪诗人从我身边走过，目中无人，没瞥我这名忠实听众一眼。他脸上有一种性交后的满足，依旧去爬他的铁门。
他爬门的动作比先前小心谨慎，慢吞吞的，像一头小树熊。
流浪诗人走了。他把歌声和问号留在校园里。歌声在月光下荡漾……
前几天，在课堂上，一位学者讲述他们什么代表团访问俄罗斯的见闻。他们到某城市，市长设宴款待，突然从门口进来一个长发青年，那人跳到餐桌上手舞足蹈起来。众人包括市长在内，都对那人毕恭毕敬，以掌声回报。后来一打听，原来那长发青年是这座城里著名的诗人。诗人在俄罗斯受到特别的待遇，特牛。
流浪诗人多次在课堂上被提及。那些专家学者研究并解剖他的诗，写出几十万字的论文。他们凭借这些成果，获取稿酬，评定职称，拿国家津贴。一个流浪诗人养活着许许多多的学者，可他自己穷得就差饿死街头了。
诗人靠施舍而活着，但不食嗟来之食。
跣说，后现代大师说，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回到文本，作家和读者都不重要了。可是，没有好的作家，哪会有好的文本？我真不知道这些博士，后现代大师是真傻还是假傻？
艾伦·金斯伯格嚎叫着：“我看到我们的这一代最聪明的头脑被疯狂毁摧。”
几天后，我和迪迪在一个研讨会上碰面。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只是相互递眼色。眉来眼去，眉目传情。研讨会下午举行，地点在五楼教室，讨论上午看的一部叫《邮差》的影片。我们看到黑板上通知就来了，来了才知道是迪迪她们几个女生自发组织的活动。
大家第一次开这样的研讨会，都装着正二八经的样子，装着对电影这门艺术很内行的样子，都试图在研讨会上自我表现一番，顺便探探别人的虚实。
电影《邮差》讲的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大诗人聂鲁达和一名普通邮差的友谊。那天上午，学员们济济一堂，连爱睡懒觉的大面，野猪都早早起床。据说这部片子很好，可是看片子时，还是闹出笑话。写武侠小说的大侠，他先抢坐在前排，后不停地打哈欠，嘴里像一个老虎灶似的往外冒白气。他一只手捂住口，另一只手叉着腰，东张西望，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这么好的片子你走只能说明你掉价，你不走吧又直犯瞌睡。
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胖大妈，看电影时，拿出一个2寸厚的大本子，边看边记，也不知记什么？我怀疑她在数镜头，可又不像，那也太专业化了。
讨论会上，大家说得很内行。别人这么内行，弄得我一直未敢开口，怕露馅。
迪迪说：“这部片子节奏松缓、自然。虽然是美国片，可是美国味很淡，看不出好莱坞风格，更像一部欧洲风格的影片，有很浓的文学味。目前，老百姓很喜欢美国佬。美国人把前苏联的好片子买回去，把自己的三级片卖出去，用苏联的影片教育子女，用自己的影片去毒害别人的孩子……”
我慌忙在底下鼓掌。我旁边坐着格格，瞥我一眼，说：“傻子似的鼓什么掌，杂志上抄下来的一段话。吃午饭时我听见她在楼道里背呢。”
迪迪继续被掌声打断的话。“邮差，信使，象征着传播天国的声音。在聂鲁达的光辉照耀下，一个平凡的人被照亮，进入诗意的生存。当我看到邮差希望诗人作他的证婚人而遭到牧师拒绝时，我流泪了！诗人在教堂里焦急而又无奈地等待着。诗人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这是一个爱的诗人。诗人给了邮差用诗的感情去感知生活；邮差给聂鲁达写了一生中唯一的一首诗。诗人虽然走了，然而那些美好的东西却留下来：高山、大海、丹碧丝、胎儿的心跳、风声……。”
底下传来一阵轰笑。丹碧丝是女性卫生用品。迪迪红着脸纠正说：“碧翠丝，碧翠丝”。
我想，迪迪肯定经过充分的准备。这个研讨会是她发起的，她为自己布置了一个舞台。可是，研讨会上风头最健的并不是迪迪，而是四川才子杨修。在这么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中，杨修占了上风，暂时证明他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杨修开口就否定了迪迪前头的话，某种程度上也否定了我们先前的掌声。杨修说：
“迪迪同学说的我也赞同，不过说的全是软话，不硬。你们只是从一名普通观众的角度谈论电影，对这门视听语言艺术了解甚浅。我认为这部片子是界于‘诗电影’和‘散文电影’之间，侧重原生态的描写。语言，大量的对白全是原生态，未经加工处理。多用静止画面，完全依靠人物的调动调整画面，采用了纯自然光。影片境头之间衔接很好，用一个小球，滚动的小球，完成蒙太奇的跳跃。片子里采用了俯视镜头，拍摄窗口、主人公背影、海的岬角、岩石等，只有当聂鲁达获得自由时，画面抬起，大海，天空，出现辽阔自由的画面。这些技法处理的技艺高超。这部影片是把大的历史背景：流放、战争、专制、贫穷、失业、政治诈骗等和单纯的主题，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完美结合的典范。这两个人之间的爱超越国界、人文、地域、种族。为突出友情的主题，淡化邮差和碧翠丝的爱情，一笔带过。两个主人公虽然不是异性相吸，但是由于身份地位的巨大差异，属于相异相吸……”
杨修讲完，我们忘记鼓掌。“叹为观止”就是形容这种场面，所有的动作全停止，当然就不能去拍巴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杨修从电影门道里看电影，谈电影，把我们折服。
杨修慢吞吞坐下，模样像一大把岁数的老学究。我偷偷地看迪迪，那个我所熟悉和喜爱的笑脸烟消云散，换着一副虔卑的面容。苍白的小脸涨得通红，不停地用手推架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一种下意识的动作。
女生们都把脸转向杨修，在这之前，杨修并不显眼。我明白，强者意味着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别人心理上的征服。你也许在文坛辛苦耕耘一辈子，到头来发现，你根本不是这块料。而有的人似乎天生才华横溢，溢彩流光。研讨会上，杨修就像聂鲁达似的，把我们这些小邮差给照亮。
当时唯一没把杨修摆在眼里的，是班长东北虎。他刚进教室不久，见同学们一个个傻子似的，先鼓掌，后又沉默作思索状。他立起身，像座埃菲尔铁塔，嚷道：
“好啥？好啥？一个个穷摆呼。告诉你们吧，这玩意在电影院里，不收门票也没人看。一个个别不懂装懂，我看这电影就不怎么的。它能跟最近引进的美国大片比？”
“美国大片好什么？高投入，玩的是钱。宣扬暴力、性、金钱……”
“我们大家一致认为，你东北虎什么都不懂，你才是来这儿瞎摆呼呢。……”
“美国大片是娱乐片，这是艺术片。艺长片衔头杀猪挑菜踏三轮车的当然看不懂啦。曲高和寡。怎么能以人数多少来判断一部片子的优劣呢？”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批驳东北虎，讨论会演变成批斗会。东北虎急啦，喊道：“我这人从不瞎摆呼，余秋雨都说我实在。我在报社当主编，在这之前，我曾抓过电影市场。我对这项工作比你们熟悉，更有发言权。我的意见虽然跟你们这一小撮不相符，但是，我代表着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广电部领导的意见。”
“嘘”有人开始起哄。
恰好这时，东北虎的手机响，算是给他解围。他边走边说：“不跟你们这帮小孩子斗气，股市又涨啦……”东北虎大摇大摆地走了，讨论会也就自行解散。
研讨会被东北虎一胡搅，草草收场，大伙作鸟兽散。我和杨修走到楼道口，迪迪从后边赶上来，邀我们去她宿舍坐坐。室住着三个女生，迪迪，贾道姑，还有喜爱吹箫的扬州瘦马。贾道姑的头发垒宝塔似的往上盘着，穿一身黑道袍。据说她是湖北某个道观里的。
杨修一进屋，就跟贾道姑聊起来，聊得很投缘。杨修说他是密宗的入室弟子。他们谈经论道，我们道行浅，只得坐在一旁倾听，插不上话。杨修谈他去青海的什么寺，谈活佛开光，谈天葬和神鹰，谈亲眼所见在佛法无边奇迹……。贾道姑说她七岁出家，说她前身是观世音菩萨。她摆出几种坐姿让我们看，问我们看没有看见她头上的光环。我和迪迪不置可否。而杨修闭上眼睛，盘膝发功，说看见了。贾道姑拿出几张照片给我们看，照片上的她确实被七彩光环所笼罩。杨修佩服的五体投地。我心里纳闷，其实这样的照片我也有好几张，是傻瓜机子用久后，密封性能差造成的透光。杨修拿着那张废片，讲述着一些人眼看不见却被相片捕捉到的佛光。
我想，像杨修这么绝顶聪明的人，大脑里总有某块地方是空白。
我趁杨修谈得热火朝天时，仔细打量这间屋子。迪迪的床靠窗口，粉红色的鸭绒被，蓝白格子的褥单，床椽铺着一条褐色的毛巾毯。贾道姑的床和迪迪的床相对，黄色的被褥和床单，黄枕头。这种黄色是我们去寺庙里看见的刷在墙上的那种次黄色。据说出家人为追求无色的境界，服饰都用次色或偏色，决不用色彩鲜艳的正色。靠门的一张床是瘦马的，床上一块白塑料布蒙着。墙上贴着一幅画：
李太白端着酒杯，月下饮酒。有一个艺妓在一旁抚琴。古琴横亘在画面中央，像一个平平坦坦的睡美人。画的上方写着一首李白的诗。“两人对酌梨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风醉欲眠君且去，有情明日抱琴来。”
我觉得画面和诗的内容不相符。床头挂着一把箫，桌上摆着些采撷来的花草。看得出主人干净、整洁、典雅、脱俗。
迪迪给我们沏了两杯茶。杨修呷了一口，激动起来，说这茶是有名的“女儿红”，不过时间久了，女儿红是摆不长久的。他解释这种茶叶，说虽然名叫女儿红，实际上是女儿香。采茶女把这种茶嫩叶采下来后，放在胸口焐热，焙干。
迪迪说人家送的。她也不太了解。据说很贵。
中途，瘦马进屋。她见屋里坐着两个男人，眉头微蹙，脸上闪过一丝厌恶的表情，一声招呼也没打，转身出门。瘦马一身白裙子，从头到脚一色的白，像孝服似的。她乌黑的头发从额间一直披到腰际。
迪迪悄悄告诉我，瘦马从前是文工团的，扬州人，在过去“扬州出美女”，“绍兴出师爷”，“苏州出状元”，几乎妇孺皆知。瘦马酷爱好古典诗词，厌恶男人，有洁癖，嫌男人脏，关照任何男人不许坐到她床上，不许动她桌上的东西。上一回东北虎坐过她床，她一夜没睡，坐到天亮。第二天就把床单被褥全洗了。这人很怪，我们就怕她……
“我看她不见得美，却有几分红颜薄命的相。”
“她对我们还好。今天水也是她冲的。”
“她爱好古典诗词，又是扬州人，有机会我得与她切磋。”我趁势在迪迪面前，表现我古典文学的功夫，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唱后庭花，’‘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十里长街市井连，明月桥上看神仙。’‘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些诗说了同一个内容，古代扬州是个出妓女的地方，所以说，瘦马大可不必自命清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这句诗中‘二十四桥’和‘吹箫’是什么意思？”
“这有什么难。我都能答出来。‘二十四桥’是古代扬州的二十四座桥，‘吹箫’就是吹箫。”
“二十四桥是二十四盏灯笼，挂在妓院门口，大红灯笼天天挂。吹箫是淫技，也就是口交。”我说的兴起，竟忘乎所以了。
“你这人真无聊！”迪迪脸一沉，头偏向杨修那边去了。
我话一出口，知道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迪迪的脸色难看。我显得十分尴尬，幸好杨修上来解围，说他在什么书上看过，确实有这种说法。我记得离开时，我为掩饰自己窘迫，故意同迪迪逗乐，玩一黑色幽默。我在她们门上用美工笔写上：艺术沙龙（免费供应茶水）。这一招终于把所有的人都逗笑。
开学不久，传闻班上一个最漂亮女生退学。我们一齐聚到打探消息。
老鬼说：“这件事小虎比较清楚，退学的是小虎同乡。周未，小虎和那个女孩出去鬼混一整天。据说是女孩主动邀小虎的。”
我们就让克郎把小虎叫来。小虎开始挺不愿讲这件事。他说：
“退学就退学吧，人家女孩子的事，有什么可打听的。”
杨修说：“小虎，你还是说实话吧，有传闻说你曾同她外出过一整天。我们怀疑她退学与这件事相关。”
杨修这么说，小虎就急了。“你们瞎扯淡。她现在找到一工作，在俄罗斯一艘客轮上，每月3百美金。谁还愿意呆在这儿搞什么鸟文学。还有一个促使她退学的更重要的原因。她上学前，总以为作家都像小说书上说的风流倜傥，多情才子，来了后一瞧，全跟土豆芋头似的，再看看那些来讲学的大作家和学者，也不怎么样，一个个像灰堆里的干虾皮，标标准准的山药蛋派。女孩子的心受到伤害。作家怎么尽这个模样？小说真会蒙人。这样，她就义无反顾地决定退学。她临走时还丢下话，说我们班上没一个男人，只有小虎算半个男人。”
杨修说：“她有什么资格评价我们？她不就是去俄罗斯船上做鸡吗？我要是女人，就去美国船上做鸡。我们班上没一个男人，难道就有一个女人吗？你瞧！一个个长得跟举重运动员似的。”
克郎笑嘻嘻地透露新闻，说：“你们去大教室看看野猪特变态。她用课桌箍出一个小房间，还有门呢。她大白天拉上窗帘，点盏台灯，就差一张床。可以看出野猪是一种内心自我封闭的人，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我说：“你不能只看表面现象。她只是装模作样，装着孤独的样子。每个人从教室里走过，她都回头来张望。其实，她特别渴望与人交流。昨天，我上教室，她拦住我，说，对不起，卞先生，有一件事要打搅你，真不好意思。我说，既然不好意思，就别打搅吧。她说，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我写了一篇小说，想请你看看。我慌忙说，我不行，我不行，我来东方文学院就为两件事：一是识点儿字；二是讨个老婆。不过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高手——大面。”
大面正坐在床上剪脚指甲。他停下手中的活，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杨修说：“如果野猪把稿子拿来给大面看，大面既不能说得太差，这样肆无忌惮地伤人家自尊心，会出事的；也不能说得太好，那样她会以为在找到知音。”
大面说：“我有办法，我再把她推荐给别人。”
杨修说：“大面心中有人，骆驼，天天来找他散步。”
我说：“中午吃饭时，挺有趣的。骆驼洗完盆，手湿漉漉的。她走到善人跟前，说让善人帮她把屁股兜里的菜票掏出来。众目睽睽之下，骆驼那两爿驼峰似的屁股阙得高高的。善人不好意思下手，说等小虎来，小虎手小。我就招呼骆驼过来，然后用石渠摆在桌上的一双筷子，伸进她的屁股兜里，把菜票挟出来。那两爿驼峰是大面的领地，我们的禁区，哪里敢碰？”
大家哄笑一堂，喜气洋洋。
大面说：“你们讲的全是街头小报的东西。我也准备退学，在这里没意思，找不到感觉。我准备找方老头谈谈这件事。”
我说：“你是想老婆了。老婆摆在家里放心不下吧。有一个骆驼逢场作戏，将就算了，要求别太高。别忘了还有无数的阶级兄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透个信息给你们。前天我去四楼上厕所，关上门挡板。我蹲在里边，瞧见挡板上写着：要日Ｂ找孔雀。”克郎插入一个众人喜爱的话题。
“缺德。真这么点名道姓？”老鬼问。
杨修沉思着问：“如果是‘日’字，很可能是四川人写的。‘Ｂ’字怎么写的？”
“‘尸’下一‘穴’。”克郎说。
杨修吸口烟，吐出一长串的烟圈，说：“会写这个字的人，文化素质挺高。这个字字典上没有。‘Ｂ’还可以写成一个形声字。前一个完全是象形字。我发明一种写法，女字中间一圆点。”
“汉字构造没有圆点的笔划，点上去像个肚脐。如果按正常点划上，肯定是个歪Ｂ。”我说：
克郎说：“Ｂ和上面都是尸。这是说明这两样东西是人死后才肯暴露的。”
我们都认为克郎分析的有道理。看来，许许多多所谓崇高的话题，说到最后全集中到了Ｂ和Ｔ这两样死后才暴露的东西上，难怪谈创作心理学的教授说，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写作是性的一种转移。
我们谈论任何东西稍不留神，就滑到性和生殖器上。单从这一点上看，高尚的作家和市井无赖之间没有根本区别。如果我们的创作是受到性的控制，我们所有的言行潜意识地受到性的左右，那么，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应该重写，一个国家的诞生，一个民族的繁衍，每一项科技成果的进步，人类登上月球，原来都是性的结果。当阿姆斯特朗第一步踏上月球时，是否地球上的男女在这一夜的性交特别兴奋，特别容易进入高潮；U—2飞机被击落的地方是否真是飞行员曾经作爱的地方……
最后，杨修讲了个“一脱成名”的故事：说从前有一男人和一女人画蝴蝶卖钱。那女的画的蝴蝶总能卖出去，而且卖上好价钱。男的就卖不出去。那男人为了探个究竟，夜里，潜伏在女的窗下，偷看。他终于发现那女的画蝴蝶的密诀。那女的先在盆里倒满墨水，然后脱光屁股坐到盆里，再然后就光屁股坐到纸上，一只只栩栩如生的蝴蝶就出现了。男的回去后模仿女的，也如此照搬，可结果画出来的蝴蝶更加没人要了。人们都说这不是蝴蝶，而是蜻蜓。这个故事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女的可以一脱成名，而男的脱的作用就不见得大。
杨修说方老头前天给他们请了个指导老师，是什么大杂志的名编。那个名编与他们见面时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我本来不想来，方老头硬把我拖来；第二句是为什么我们这一组没有女的？第三句我帮不了你们任何忙。名编说完这三句话，翘起二郎脚，抖个不停。杨修对那名编说，你来迟啦，女的都被其它指导老师分光了。杨修说，他们组里的那一帮人，看见那名编好像抓住一根救命草，一个个奴颜屈膝的模样。一个作家自我人格都不能独立，还写唠什子诗和小说？
我们跟着发泄怨气，说当今文坛女人发稿容易。怪不得有些男作家给自己起一个女性的笔名。我们然后就指名道姓地说当今文坛某某某是“一脱成名”者。
我们的话题从崇高到肮脏，又从肮脏回到崇高，这之间一环扣着一环，像一部分镜头衔接得十分紧凑的电影。在此之前，我对书架上的那些书刊杂志，对那些作者，充满崇高的敬意，而现在，我终于发现白纸黑字间竟藏着这么多的卑鄙和龌龊。我表面上跟着嘻嘻哈哈，其实内心掩抑不住着一种失落。
那天，我们的话题一会儿无聊得不着边际，一会儿又崇高的出类拔萃。等到大家觉得无话可说时，就自行散去，各自回自己的宿舍，去做梦，去做鲁迅所说的骗人的学问。
有一天，迪迪主动邀我去她宿舍。那是星期天的上午，的其它女孩子上街去了。我刚坐下，迪迪就递给我一份激光打印稿。她写的散文《女儿茶》。
迪迪递稿子给我的时候，显得漫不经心，忙着叠摊在床上的一堆衣服。我看的时候，也显得漫不经心。文章中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我看完就摆在桌上。迪迪问我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迪迪把一盘磁带从录音机取出来，眼望着窗外。
我想，我不能对迪迪的文章评价太高，如果那样，我只是一个她文学才华的崇拜者。我怎么说也得装出一副“一览众山下”架势，可是，我无法从这篇文章找出什么明显的缺陷。我就说，这篇文章总体还不错，就是缺乏深度和广度。你想，这不是废话吗？一篇两页纸的小女人散文，一个不谙世故的小女孩，你跟她谈什么深度广度？
后面发生的事出乎我的意外。就在我轻描淡写地说出那句话后，迪迪停止了手中的动作，以一个电影里的慢镜头动作缓慢地转过身来。她面色苍白，眼里噙着晶莹的泪珠，泥塑般地直盯盯望着我。我也傻了，怎么会这样？我没说什么？死人了吗？如丧考妣的模样。
迪迪拿起桌上的稿子，哗哗，撕了。我慌忙解释说，缺乏深度广度的文章有一种单纯的美。譬如冰心的《致小读者》……迪迪打断我的话，你别说了。
当时场面十分尴尬，比我上回说吹箫是口交时更甚几分。我想，完了。我和迪迪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封闭圆，永远在原地转圈圈。迪迪那天穿着印着碎花的绸裙子，不仅好看，而且又软又轻，可我把事情给搞糟了。我弄不明白，这是迪迪太在乎我对她的评论，在乎我眼中的她？还是虚荣，矫情？
“我说错什么了？”
“什么也没错，请你离开这里。我想单独呆一会儿。”迪迪下逐客令。
“好吧，你好好想想。一个人不要太在乎别人说什么，再说我也不懂散文。散文这玩意完全是诗歌和小说的平庸化的表现。”
“你说的有道理。我只想平庸地单独呆一会儿。”
我无奈地出了迪迪的艺术沙龙。
午饭时，我在饭堂门口碰到贾道姑。她把我扯到一旁，悄声问：“你和迪迪怎么了？”
“没怎么呀。”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回宿舍时，见她坐在床椽发楞。我喊她吃饭，她不理不睬。后来独自一人出了校门。她哭得眼圈红红的。瘦马说上午卞来过我们宿舍。”
“迪迪怎么这样？”
“你们间没事更好。阿弥陀佛，我走了。”
“她可能处在青春骚动期吧。”我朝贾道姑喊道。
我午饭也没法吃了，就走出校门去找迪迪，找这个叫迪迪的丢失的宠物，妈妈的大宝宝。我希望在路上碰见她，然后请她到小饭馆里，重新谈论她的《女儿茶》，用真情打动她，作出真情的补救。我很象鲁迅笔下的那个说真话挨嘴巴的人，在人家儿子的喜庆之时，说其必死，多么不合时宜。
自从发生那天上午的事后，我有好几天未看见迪迪。我也曾在夜晚，悄悄走到花圃旁，看那支红玫瑰。玫瑰花瓣枯萎成焦黄的一个纸团儿，花茎软沓沓地垂到泥里。四周的秋菊正疯狂地盛开，像凡·高的瓦蓝色夜空下旋动着的星团。
迪迪应该属于另一颗更年轻的心，而我老了。老得已经无法找回当初面对那张笑脸。我想到英国诗人叶芝的诗《当你老了》：
“……多少人爱你年轻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与温馨，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几天没看见迪迪，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忧愁。这不是难分难舍的思念，而是一种本该属于年轻人的郁闷和空虚。
中午，我在阿妈妮的朝鲜饭馆草草吃碗面条，沿着沿河的小路向东走。正午的太阳当头直射下来。我孑孓独行。有一片小松树林，在一片楼宇之间显得孤零零的。远处是铁道，更远处有汽笛声传来。
我经过一个桥洞，桥下是清澈的流水，可以看见河底的鹅卵石，世界好象变得透明起来。桥洞的顶端有石阶，拾阶而上，到了桥头，几条并列的铁轨以一种冷漠的姿态向远处延伸。一个老人，在铁轨间孑孓独行。
shen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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